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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道的时段化 庄子说过，“道行之而成”(《齐物论》)。据中国古训，道须可行可通，不行无道，塞亦无道；能达为通，通方为道(见《说文》本条)。但又不必是有意在意的去通去达，所谓“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不过就是去行，“已而不知其然”，自然有道。若道不通达，便已出问题。盖“道不远人”(《礼记·中庸》)。道若远人，至少有几种可能，一是道的载体(经典)不易读，使人难以近道(57)；二是礼已成虚设，“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形成“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的状况(《新唐书·礼乐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道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回答所谓时代的问题。 梁漱溟曾“从主客两面”来看儒学的历史演化，其“客的一面”，是“指一时一时的社会不同，对于这学派所起的影响作用”。儒学是他所谓“早熟的”学派，虽兴起于一时，“在长时间大形势下，它之影响于社会者，远不逮社会对它的限制。只有合其时社会需要的那一面(或那一部分)会被保留下来，改头换面地去发展。”简言之，“学派是必在社会需要它之下乃得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对它无所用之，它便难以存在，更谈不到发展。”(58) 这是经过进化论洗礼之后的观念，已不再思索道与天的关联，也不提什么经典，而更多从“天演”的角度来看作为学派的“儒学”。但学派不能远离社会需要，正是道不远人的另一种理解和表述。傅斯年后来说： 佛教入中国，虽然靠外国人，当时外国君主提倡佛教，中国民族主义者提倡道教；然而自命儒者的一群人，“抱残守缺”，持家礼，定朝仪，浅薄之至，并不曾针对当前的问题、人心中的困惑而努力，于是佛教就乘虚而入了。(59)此说比梁漱溟所言更具体，是非常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尽管“道”是形而上的，守道、传道的目的还是要行道，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不论是选择“得君行道”之路还是“觉民行道”之路，“道”之是否行于世，都是所谓天下士(即那些总想“澄清天下”并为此持续努力之士人)的职责。要使“道不远人”，须让形上的“远虑”和形下而具体的“近忧”接轨，最终落实在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回应并解除时人“心中的困惑”。若不能，也就不能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或不得不让路、让位。 然而所谓“时代的需要”，多少隐喻着每一时代皆有其“需要”，其实也已预备了寻觅和接受特定的“时代答案”。这和以前读书人相信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很不相同的。古人一般以为，万物生生不息，同时也一切都会消逝，经典似亦不能例外。但经典承载的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应是超越的，同不必随时空之转变而变。然若仔细寻绎，当古人说“天不变”时，其实是寓变于其中的。 盖“时乃天道”(《尚书·大禹谟》)，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60) 所谓“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道是需要弘的，历代经典的理解和诠释，其实一直在变。唯除个别字因新文本出现而改变外，似更多是未穷而变，亦即在传统中变(61)；但近代的变，颇有些穷而后变的意思，已成为在传统之外变了。因“未穷而往”，故可以“终始相受”；若穷而后变，则隐然有不归之意。前者或可说是温故知新，后者更近于推陈出新。其间的“故”或“陈”，一是尚在延续的历史，一是已完成而结束的过去。两种取向都与未变之前关联，但一是继承，一是排斥；态度甚或性质，都很不一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