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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这些言论还是私下的忧思，后来另一位湖南人谭嗣同在《仁学》中多次引用“道通为一”，并说“循环无端，道通为一”是他所著书的主旨。他在书中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义又“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而其“通”的四义之一即是“中外通”，最终要实现“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盖“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则“虽有天下，若无天下”。是一个像“西书中百年一觉”或“《礼运》大同之象”的世界。(44)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谭嗣同看似比郭嵩焘略退了一步。但这是基于其赞同孔、佛、耶“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的超越观念。(45)在对时局的分析上，他有时比郭走得更远(详后)。 按“道通为一”是《庄子·齐物论》中的概念，强调的是事物之大小美丑、“恢诡谲怪”皆通为一；甚至“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近代严复颇乐道之(46)，唯视为《易经》之说。(47)在他看来，“道通为一”与西方的最高存在(Summum Genus)、自然公例，以及《易》之太极、老子的“众妙之门”和佛家的不二法门，都是一类。(48)他也知道这是“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49) 更多时候，严复是从学理层面申论“道通为一”。他一则曰，“格物穷理之事，必道通为一，而后有以包括群言”。要使“支叶扶疏，派流纠缭”之，能“循条讨本”，以“归于一宗”。若“单词碎义，固未足以融会贯通也”。(50)再则曰，“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51)他也曾称赞斯宾塞的各项学问“皆旁通交推，道通为一”。(52) 在严复看来，能够“道通为一”，正是西学的长处和中学的短处。早在1895年，他就提出了一个影响甚远、后来很多学者一直在回应(虽隐显不一)的问题： 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首尾赅备，因应釐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53)简言之，中国各项学问，都不过是“散见错出、引而未申者”。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54)大体上，严复是将“道通为一”视为言有枝叶状况下的一种汇通和归纳，但若联系《礼记》所谓“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而散碎和会通又分别与中西挂钩，这些论学表述的言外之意就昭然若揭了。 严复进而明言，不仅中国的“形名象数”一类学问如此，“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55)这已图穷匕见，直言中国历来的“大道”本有问题，其实一直都处于“天下无道”的状态。比郭嵩焘所想的秦汉以后才天下失道，又进了一大步。 这种关于中国一直处于“天下无道”状态的极端说法，是严复想要“救亡”时的愤言。联系到大约同时他关于中学不能救亡故当束之高阁的见解，可以看出甲午战败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有多么强烈。那时以为中国既存的“道”出了问题，应非一两人的看法。到1903年，一个湖南留日学生问道：“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他自己的回答是，“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56)可知其答案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既存的“道”似乎只能苦撑以待变，而西向的“道通为一”乃成为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