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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往“道通为一”的再转向 从学理言，西向的“道通为一”与王阳明等人的“道一无二”论，是有相通之处的。其初不过将释、道二氏转为西学、西教而已，但新来的西道却与汉武帝以后的儒术一样，想要一统天下，唯我独尊。而王夫之的道也“因时万殊”观念，则提示了道的时段化，给“道不远人”的旧说增添了新的注释，促成了以西学为基准的“道通为一”。 明确指出道为中西共通者，较早有太平天国的《天条书》，此书在辩白遵信拜上帝教并非“从番”时说： 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孟轲云：“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道一”者乎，便能知中国、番国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40) 据说这《天条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编写的，两人俱为科举失利的塾师，对经史有其心得，故能引孟子“道一而已”的话来助其述说。但这里的“道一”虽声称是中西共通的，实际却是名为拜上帝教的基督教，其所谓共通的“道”已明显向西倾斜了。 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不仅是“外道”，也是匪类。他们让“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全都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且其对“佛寺、道院、城隍、社坛”，亦“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则“外夷之绪”的冲击使中国“抱道君子”和鬼神“共愤”，治明的“王道”和治幽的“神道”也成了同盟，反促成另类的道一无二境界。不过，曾国藩所谓“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而“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故讨贼必胜的说法，可能使一些“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产生联想。(41)当其痛定思痛，对中国问题所在，便可能产生新知。 后来在英国看到“三代”景象的郭嵩焘，就受西人指点而产生出了新思想。他于光绪初年在英国下院听到阿尔该尔公爵说，因为土耳其自己“无政事，无教化”，不能自立，于是英人需代为拒俄。并云：“往册所载，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自古皆然。”所以英国兼并印度，即是以有道兼并无道，符合“天地自然之理”。(42)这番话显然深深触动了郭氏，几个月后他就在与人交谈时提出：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虽然他接着解释说：“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但仍表出“圣人之治民以德”，似不如“西洋治民以法”更为有效。且他与洪秀全等一样轻视甚至否定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传统，以为三代是师道与君道并立，“自六国争雄以讫于秦，而君道废；自汉武帝广厉学官，而师道亦废”。宋代虽有程、朱崛起一时，但因“君道既废，师道亦无独立之势”，故其教未能溉之天下。而“西洋创始由于教士，至今尤分主朝权”，虽“不足为师道也，而较之中国，固差胜矣”。(43) 与当时一般表现出尊西趋向者不同，郭嵩焘是先在经学上下了功夫并有著述的(他在咸丰年间就开始研究《礼记》，其《礼记质疑》在同治年间已定稿)，固不能与一般所谓游谈无根者比。而常人眼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竟被他视为废师道者，与废君道的秦始皇并论，足见其思想的确独特。若结合他前面所说秦汉以后中国与夷狄都是以强弱相制，“相与为无道”，则西洋哪里是什么“似”有道，根本就“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其言外之意，中国若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其沦为印度也不违“天地自然之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