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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可以促进、丰富和完善党的领袖的理论研究,使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学理化、系统化;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有待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向大众宣传、阐释,使之化为大众的思想武器。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凝聚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如前所述,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毛泽东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学理化、系统化、大众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有些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受到党的领袖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如1978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对于破除“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促进思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理论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和使用的新概念,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为党的领袖所吸纳,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还有些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建构,如胡乔木、郑必坚、龚育之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被邓小平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起草的过程中,就吸纳了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多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或决定,也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组织下,由党的理论工作者主要担纲完成的。近年来,一些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被邀请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办专题讲座,就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专题问题同党的领袖进行共同研讨。此外,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宣传教育活动主力军,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的理论互动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全过程,两者相得益彰。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在此过程中,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理论创新目标,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吐故纳新、健康发展的理论生成机制。这种理论生成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过程中所独有的。 党的领袖基于研判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的方向、核心概念或具体任务(有时这些概念直接来自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引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路向。党的理论工作者则凭借相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这些理论创新方向、核心概念或任务要求展开深入研究,使之学理化、完善化和体系化。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基本路径和理论成果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科学性与合规律性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此后,无论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掀起了研究热潮,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当前,党的理论工作者正就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使之进一步学理化和体系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宝库增添新的理论成果。 此外,党的领袖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创设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支持、鼓励和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创新,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及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为形成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良性学术互动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