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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对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活动的指导和引领 抗战时期,为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从国统区,特别是从沦陷区抽调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认为他们在那里的“作用更大些”。随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泽东加强了与这些理论工作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这种近距离的交往和交流为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①,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毛泽东号召全党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②194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指导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③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影响下,延安,主要是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间掀起了学马列、用马列的热潮。 2.毛泽东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哲学,并以之为分析中国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学哲学,而且积极组织、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④。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指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⑤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38年9月底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参会的有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和周扬等二三百人,规模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学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讨论会等在内的近10个哲学研究会(学习小组)。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而在各研究会(学习小组)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是骨干。在学习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对理论工作者哲学研究的引导。1937年10月,他致信艾思奇对其《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⑥。陈伯达到延安后,先后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毛泽东在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并请转达他的商榷意见,阐明了自己关于“正名”和“中庸”思想的观点⑦。应该说,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关于“正名”和“中庸”的论述既唯物又辩证,比陈伯达更客观、全面,给了陈伯达极大的指导。在看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⑧。 3.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确立科学的史学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1)必须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毛泽东认为,一个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⑨。因此,“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⑩。“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2)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2)。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40年9月,毛泽东阅读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评价其“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认为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对于清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猖獗的复古反动“必有大的影响”(13)。毛泽东还强调,对于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史也必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3)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战大局。毛泽东认为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抗战服务,并鼓励史学工作者做这方面的努力。1939年1月,他在看了何干之来信中关于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充分肯定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并给予指导。他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14)(4)必须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指出历史研究一定不能“离开具体历史”(15)语境,否则就是“非历史的看法”(16),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延安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增强了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自觉性。1941年8月,叶蠖生在《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一文中得出结论: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从总方向上看历史学是进步了……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17)。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