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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不只是作一般的研究和宣传,而是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展开梳理和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科学化作了初步的探索。1941年4月,张如心立足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通过分析,他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75)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张如心进一步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论证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根据《联共(布)党史》对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也概括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论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科学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是“军事科学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党的“战略和策略基础”,并指出,“这三个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有它严密的科学性及内在的一贯性完整性”。而这个理论和策略体系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6)张如心的这一探索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由一般性宣传到注重其内在关系研究的转向,对全党探索和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富有启示和开创性意义。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理论创新成果的同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张闻天、刘少奇、王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陈毅和邓小平等更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确性。他们都先后发表文章或讲话阐述、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优良条件,这就是……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也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77)。朱德、陈毅在建党21周年之际,先后发表文章,称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对毛泽东创立的思想体系进行概括。 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并指出,这些理论和政策,“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8)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79) 七大以后,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乃至全国掀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