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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理论互动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的理论互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理论互动说明,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党的领袖的作用是主要的,它规制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方向,甚至预设了理论创新的成果,但理论创新又不是党的领袖个人所得而私的东西,它还需要借助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努力,以实现理论化、系统化和大众化。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一,党的领袖一般都具有特殊的品质和社会地位,更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历史发展,把握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基本国情的把握更准确,更有理论创新的精神,他们能够在借鉴和吸收全党、全社会理论智慧及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由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袖群体建构和诠释,并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届领袖群体接力创新的成果。 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和每一次巨大理论跃升,其首创者或完成者都是党的领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关键点在于:其一,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处于统揽全局的地位,各方面的信息都在他这里汇集、碰撞、聚化,便于他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矛盾的实质,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二,党的领袖通常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典范,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1941年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发出的“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80)的感慨,就是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的直接表现。其三,党的领袖对于理论创新的预期成果有明确的认识,有能力引导理论创新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方式,朝科学的结论迈进。其四,党的领袖能够团结和带领一批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协同工作,并对理论工作者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和必要支持。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处于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核心地位。这使得他有条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科学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揭示教条主义危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团结和影响一批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学习、研究、宣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毛泽东思想从概念的生成到理论的体系化,从理论工作者的个人认识到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毛泽东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才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袖,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及时代潮流的变化,在全面系统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理论原则,通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丰富发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不断成熟,又体现了党的领袖在理论创新上的自觉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