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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的理论工作者为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毛泽东写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是其中的光辉典范。《论持久战》固然是毛泽东个人洞悉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伟大成果,但其中也凝结了何干之、何思敬等人的智慧。其一,何干之在1936年前就提出了“持久性”抗战和建立“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观点(46);其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听完何思敬的讲课后(也许在学习中)开始写的。“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47) 4.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倡导及理论论证给了毛泽东深刻启迪。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把握,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倡导的“中国化”思潮是分不开的。早在1937年,“从贤”即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的口号,倡导“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48)。李初梨认为在马列主义具体化与通俗化方面,过去十年虽有进步,但“仍然不够”,还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49)。何干之勉励陕北公学学生把“理论武装”和实践武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使理论成为实践的指针(50)。艾思奇提出要振作哲学空气的主张,他认为要使哲学“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51)。柳湜提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52)。陈伯达也指出:“中国新哲学者,大部分(即使倾向是很好的)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因此,要“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53)。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研究和倡导极大地影响了深受教条主义之苦并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的毛泽东,他在深刻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接过了“中国化”这一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54)。 5.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除一些技术性文件外,毛泽东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亲自执笔,一般不用秘书代劳”(55)。但是翻阅《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对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就是“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56)。该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出版了约110版次,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历史类书籍之一。毛泽东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除如上文所述吸收了何干之等人的一些理论观点外,还在1940年1月21日和23日连续两次写信给周扬说:“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请加审阅、指正、批示”(57)。此外,毛泽东还致信吴玉章请他也对文章进行“阅正、指示”(58)。可见,《新民主主义论》虽不能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至少是参考了其他人的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