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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对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启迪与促进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学理性阐释,给予毛泽东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他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结晶。 1.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益启示。延安时期,毛泽东几乎读遍了当时可以读到的哲学著作,并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和观点。1936年10月党中央甫定陕北之际,毛泽东即致函叶剑英、刘鼎,嘱托他们购买一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点名要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36)。延安时期,毛泽东既读过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读了不少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37)毛泽东不仅阅读这些哲学著作,而且写了大量的批注。如他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万字的批注,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对《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都作了批注。这些批注既有评价性的,也有运用书中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阐发的,其中有些内容直接构成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基本元素。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艾思奇的哲学著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艾思奇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以及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关系的阐述,对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总公式的概括产生了直接影响。艾思奇在《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等著作中,对于矛盾统一律的根本地位、事物变动“内因与外因”“差别与矛盾”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对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的观点以及“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此外,艾思奇关于思想方法论的论述对毛泽东也有启示。毛泽东在读《思想方法论》一书时虽然只作了35个字的简要批注(38),但他却接受了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思想方法论”。“思想方法”成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正是因为受艾思奇著作的影响较大,毛泽东才多次说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39)。这绝非谦辞。 2.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对这个理论形成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何干之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新的民主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促进了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如,(1)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在1925年冬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40)一词。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认为,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41)。1938年3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中,专门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42)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的阐发超过了以往任何论述。同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强调。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毛泽东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概念(43),并逐渐为党内高层接受,成为全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石。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等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何干之的理论探索。早在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就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六大决议案认定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但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其后“新思潮派”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专业性的研讨。他们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其观点也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靠近。几乎与此同时,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和陈伯达等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但是,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自觉系统地论证的是何干之。他在1934年到1937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等著作,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特别是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完整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44)(2)关于中国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及革命分“两着”进行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性质如何,应该怎样进行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党的历史上,由于对中国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曾先后出现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6年,何干之在分析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着”进行,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观点。“毫无疑问,何干之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45)。此外,张仲实、陈伯达、王学文和吕振羽等理论工作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阐明中国的民族革命问题也有很大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