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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在宣传党的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党内就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有杰出的军事才干的共识,但是后来囿于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权。教条主义者的掌权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虽然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较早系统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1941年,张如心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他认为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宣传家、鼓励家、教育家”(67),是“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同时,他还认为相比较于毛泽东的杰出贡献而言,党内对他的宣传还是不够的,因为全党“对于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许多优良品质,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的绍介,则很少注意,甚至到现在我党还没有一本毛泽东传”(68)。艾思奇也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在批判蒋介石极端唯心论哲学的同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革命建国”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到中国后,才完全克服了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启蒙哲学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唯心论的弱点;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真正掌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真正的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而“这一切事业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69)。 2.在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突出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贡献。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完成了由一个革命“实干家”到“理论家”的转变。党的理论工作者敏锐地把握了毛泽东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纷纷撰文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理论,凸显了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中的杰出地位。1940年6月,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纲领性文献”。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性》等系列文章,盛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丰富成果,是“辉煌的范例”和“最大的历史收获”(70)。张如心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认为它们“更是天才卓绝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讲演和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好的体现”(71),“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2)。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完满地解决,我个人认为,全党干部必须很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不努力研究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古典著作,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国问题,也就不能成为中国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者”(73)。我们党的教育人才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