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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的。继1938年10月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并开始撰写一系列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对此,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内一些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党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渐成风潮,而理论工作者始终挺立潮头。 1940年7月,杨松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绩时就说到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他说:“关于建立新的人民的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发挥了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学说(如像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内战中战略和战术的发挥,在目前抗战中所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59)。1941年初,张仲实以“实甫”名义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2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列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60)。同年,艾思奇、和培元也分别撰文称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61)。和培元认为,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的哲学讲授提纲“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袖的各种著作与言论,不但忠实的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实际上已经进了一步的更充实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62)。综合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及其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总体还是把他放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加以研究和认识的。 较早地把毛泽东及其理论贡献作高于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单独研究的是张如心。依据现有史料,一般可以认定张如心是党内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的第一人。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后,他又接连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创造性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和《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阐述和宣传,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绝不是叶青等人污蔑的“中国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而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63)。张如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初雏形,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提出并接受“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64)。1943年,陈伯达在《谈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果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及两个简短序言和“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王稼祥正式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在系统阐述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后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65)此后,党内一些文件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里都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并作进一步阐发(66)。中共七大正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