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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联大同学常常讨论国家大事，汽一团被人戴上“民主团”的帽子，这在军队无疑是个异类。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曾说：“汽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结果，当他们离开蓝姆伽至雷多接受美军援华的车辆时，简立不得不把天声社解散了，原因就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特为天声服二连开了一个追悼会，会上还诵了祭文、念了经，甚至还用一首《树上小鸟啼》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为：“‘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57) 当然，与其他知识青年远征军部队相比，西南联大从军同学的境遇还是差强人意的。有一天，从驻在密芝那的青年远征军部队跑来五个衣服褴褛的士兵，他们中一个是中央大学水利系学生，两个是铭贤学院的学生，另两个也是大学生。他们讲了在密芝那的遭遇，说：“你们真幸运呀，留在那里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样了，又要自杀吧。”(58)这些话，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这种亲身体验，对于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的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服二连回国后，全连150多位联大同学，大多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不能说与这种感受没有关系。 西南联大同学的上述体验，在知识青年从军实践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关于他们牢记知识青年的责任，任劳任怨，遵守纪律，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不必多说。需要强调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大多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要求，习惯用普世价值衡量和对待身边发生的具体问题。能否使这支新型军队发挥作用，不在于讲多少大道理，而在于治军者的身体力行和表率作用。远征军组建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选择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简立、黄占魁为团长，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作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各级官员，既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没有力行孙中山先生的“大公”。结果，深得人心的简立最终也无力对抗，不仅解散了亲手建立起来的天声社，还解散了天声服二连。对于西南联大从军同学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精神打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