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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的大会，是从军动员的一个方式，一些教授这时还主动撰文阐发个人认识。最早发表意见的是冯友兰，他在11月5日的昆明《扫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的文章。文中说：在这次大战中，日本必败是无可置疑的，“但日本的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胜利，这就要看中国配合盟国作战的成绩如何，这在国内国外的政治上底影响是至深且巨。政府于此时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以期配合将来盟军作战，这真是当前底切要之图。”接着，他从知识青年在黄花岗起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贡献，说到这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及亚洲战事随时都有急转直下的可能，如果盟军已经到了，我们又没有充分的部队与之配合作战，他们就不会等待我们，“若他们单独打败了日本”，却“未必就是我们的胜利”。而“我们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是七年来死底人所挣来底，若因我们后死者的不努力，使已得底又失掉或更有别底失败，他们是死不瞑目底”。(28)冯友兰是从配合盟军作战的意义，分析知识青年从军的必要性，的确颇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若真的抗战全靠盟国力量取胜，那么所谓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势将成为空谈。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论知识青年从军》，则对支配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好铁不打钉”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国民服兵役国民的义务，知识青年是国民的一部分，当然不能例外，并且“正唯其有知识，在国民享有接受知识的更大的权利”，所以“理应更能了解与接受这种义务”。潘文中还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说抗战初期一些英美人士不断歌颂中国如何维持大学，那是因为它们自己还没牵入战争的漩涡，等到战争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也不得把“好铁”大量拿了出来。今天，“英美的看法早因实际的需要而改变，我们却是一贯的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面讲全民抗战，讲总动员，只是说说，一面始终把抗战与建国分做两截，分成两种人的任务，各不相谋。”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美国不断把知识青年军人向外输送，甚至一部分输送到中国，“而我们则不断地把留学生向美国输送”。潘光旦认为战争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报国与敌忾的意识，一是作战的技术，既然以前的儒生可以将兵，为什么今日知识青年就不能当兵呢。潘光旦是位社会学家，习惯用社会学的眼光观察与思考问题，抗战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外的经验要借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都必须打破。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潘光旦也没有忘记强调这青年军的性质，其言辞虽然不像闻一多那么激烈，却同样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要以建立未来的新军为起点，这个“新”，不仅是武器装备的新，更应是质的新，唯有这样，才“进可以抗战，退可以作未来永久的国防的张本”。(29) 师范学院教授陈友松的《从军去!》，是被云南《民国日报》作为社论发表的。作为教育学家的陈友松，也很自然从教育角度论述知识青年从军的意义。文中，他对1937年日本军队63万士兵的教育程度做了一番统计，指出其中大学毕业者10215人，专门学校毕业者17585人，中学毕业者59508人，青年学校学生113162人，高小毕业者267663人，初小毕业者138299人，未入学而识字者952人，完全文盲者1925人。据此，他指出“可见日寇以前之军队几皆是知识青年，而我国军队可以说大多数是文盲。”接着，陈友松又论述了美、苏、英军队的素质，说这些国家的士兵“皆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他们的学校已一律动员化国防化了”，而且“美国的中学生已有百余万从军了，大学生已一半从军了。”经过这番对比，陈友松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还有一种极大的时代使命，即是演习现代战争的新武器。没有科学素养和工程知识与技能的，是不容易把这一套日新月异的武器学来的。只会用还不够，要从根本学过来。国家此时需要你，最迫切的可以说，还不一定是要直接冲锋陷阵，是要你学了这一套传授与其他的部队。新武器的运用，是要有调试合作能力与效率之组织机构，与灵活泼之战略与战术来配合的，知识青年可能对此有极大的贡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双重使命，知识青年都要负着。”末了，陈友松慷慨呼吁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知识青年乎!报国于疆场的时候到了!搏浪沙沉燕市冷江湖侠士已无多，平生我亦书生耳，但未能甘牖下死!从军去!从军去!”(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