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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三常委致电蒋介石的同时，学校于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介绍了代教授会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议决以快邮代电寄出，同时交各报馆发表。⑩10天后，蒋介石为督促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致电梅贻琦，指示该委员会需“克日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并要求速将“组织成立情况径行电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11)最高当局的训令，加速了学校从军征集工作的步骤。11月15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九项报告事项中有四项与从军征集工作直接相关。当时，有两名应征译员的学生离校出走，会议议决以“离职潜逃”之名，予以开除，(12)显示了学校贯彻政府意旨的决心。 西南联大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也是在这次校务会上宣布成立的，梅贻琦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宁榥、阎振兴、马大猷、陈雪屏，总干事为郑华炽。(13)这些人中，梅贻琦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杨石先为理学院院长(南开校长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其是代表南开参与西南联大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查良钊长期担任训导长，郑天挺担任过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在昆明时，由其代表北大参与西南联大工作)，郑华炽是物理系主任。鉴于这次从军运动规定由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5万人，故该委员会还吸收了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陈雪屏，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4)如此庞大阵容，反映了学校对从军运动的高度重视。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而成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六年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或投身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政府征调1944级体格检查合格的所有男同学，工作也是充任美军译员。这三次学生从军，第一次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无须动员。第二、三次，因征调对象需熟练中英互译，故对象只是部分学生。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则不同，应征对象规定为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这就要求学校把征集范围扩大至全校所有学生。然而，同学们对这次从军运动的积极性，远不如前三次那么踊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抗战”是手段，“建国”是目的。可是，国民党高喊多年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一直停留在口号上，而一党专制所造成的各种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很大不满。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曾从政治开明的角度看待知识青年从军问题，认为目前“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措施，“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才行。只有这样，“易于疑”的青年人才能看到希望，“才能鼓舞他的精神”。(15)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话更坦率，他希望同学们“不要盲从”，因为在政治未实现民主化之前，军队不可能国家化，这种现状下的建军，到头来只能被“独裁、低能、只顾一党之私”的私人利用，任何计划与好听的名词一到他们手里就全都会变质。(16)冯友兰、张奚若的认识，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精英阶层从更高层次上对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思考。 第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也是影响从军运动的一个障碍。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全国各个阶层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可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共分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举措都难免受到质疑，而装备了最新式武器的青年远征军，更是容易被怀疑有可能演变成加强国民党力量的工具。这种意识在素有“民主堡垒”称号的西南联大甚为流行，显然阻碍着学生们的报名热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