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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的严峻形势，使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再次凸显，加之教授会站在国家利益上对待国内矛盾的立场，和政府当局迅速表示完全采纳的态度，促成了全校史无前例的从军热潮。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张贴出壁报，为青年从军助威呐喊。12月3日，西南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内中包括教授3人，助教2人，职员36人。(39)一些人还用对联表现从军志向，李杏村的“投笔从戎，不让班生专美于前；闻鸡起舞，岂容祖士英名无后”，受到经济系教授赵迺摶的称道。一位姓竺的教师亦写诗赠予机械系邵长兴，诗曰：“邵子从军飞印度，万里长风快如何；兴邦乃是英雄志，胜利何妨再读书”。(40)学校领导的子女在报名中为人们做出了表率，梅贻琦的独子，1942年入机械工程学系的梅祖彦，此前已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1)他们的带头作用，不仅当时成为学校佳话，而且流传至今，一再被世人提及。 西南联大从军报名的成绩令人振奋。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校务会议报告报名情况时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2)不久，又有一些学生参加体检，使全校身体合格者达到266人。这些人，全部参加了军队，除75人或加入空军，或担任译员，或赴渝参加政训(按规定这些人亦列入这次从军运动范围)，另有13名女青年待命入营外，其余178人进入昆明北校场军营，成为二○七师的士兵。(43)前文已述，西南联大在这次从军运动中的征额为100人，而学校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为此，云南《民国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称该校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4) 响应国民政府发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西南联大八年历史上规模最广泛的从军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学生方面说，大家认识到加强抗战与加强团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青年人投身抗战义不容辞，但必须服从最高利益。就青年远征军而言，正如他们入伍后在一次辩论中所得之结论：“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这种信念，是同学们加入青年远征军的思想基础。其二，从学校方面说，在动员过程中既不放弃教育手段，也不回避现存矛盾，而是理解学生们愿望，认同他们的理念，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实证明，正是动员方与被动员方的这种态度，保护了同学们的利益，促进了他们的报名积极性，使这次知识青年远征军征集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