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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革命政府之事业更加依赖于广州市的财政收入,也即靠市政厅之官产投变款来勉力维持。其间,广州市政厅之大宗收入有两类:市公有产业之投变及税捐征收。鉴于苛细繁杂之捐税已无潜力,公有产业投变之收入乃成“意外之喜”,这些“意外之喜” “大率提充军饷”。①广州市财政局长陈其瑗在兼任省财长时曾称: “我粤不幸,自光复以还,变乱侵寻,迄未宁息。因用兵而需饷,由需饷而张罗,财政机关,遂不免有病民之政,或苛抽杂捐,或举办官产,民生凋瘵。”②这既说明举办官产之无奈,更说明官产投变之事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关系。 广州市政厅到底为大元帅府支付了多少军政费用呢?《香港华字日报》统计称:自1923年4月至1924年9月,市政厅共支付军费计866万余元。③其中,仅从1923年4月16日到9月半年间,市政厅就拨交大元帅府军政费398万元。④市政厅成为大元帅府最主要的财政来源。⑤事实上,1923—1924年两年间,大元帅府纸面上的收入仅为2300万元(1923年1300余万元,1924年1000余万元),且政府不能完全支配这些收入,真乃“财归私蓄,政费无着”。其时,市政厅一直被视为大元帅府的筹饷机关,而非建设机关。即使在市政厅收入减少的1924年,它仍是大元帅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在大本营财政委员会讨论认筹各种经常费、临时费的会议上,市政厅几乎从不缺席认筹,而且基本上每次都是认筹金额最多而又拖欠最少的机构,这还不包括孙中山随时手令孙科筹措的各种款项。⑥大本营会计司司长王棠证言:“职司收入极为短少,以致各军及各机关到领经费,多不能应付……职司每日所收,仅得市政厅解来银伍仟元。各收入机关之余款仍属寥寥。”⑦有统计数字显示,大元帅府在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一年间的总收入中,厘金比例最高,占29.1%,总数为483万元;⑧另一处统计又显示1923年至1924年两年内大元帅府的厘金总收入不过521万元。⑨这两组数据应该是有冲突的,即使采用就高原则来认定厘金收入额,并全部为大元帅府所支配,亦少于市政厅提供的财政支持数额。 广州市政厅之解款基本来自于官产投变收入。市政厅财政报告谓:1923年广州市库收入总计921.37万元,其中三分之二——约600万左右,来自官产投变收入;在市政厅给大元帅府提供之600万经费中,共约490万是官产投变收入。⑩即市政厅解缴大元帅府之资金中,有80%以上来自官产投变收入。时任财政局出纳的吴述彭曾言:“那时财政除契税一项有些收入外,其他是绝无仅有,因此大元帅府和广州市政厅的一切军政费用可以说全靠变卖官产、市产收入开支。”(11)孙科亦言市政厅“仅藉变产为活”,(12)这从侧面证明了吴述彭的判断。大元帅府时期,政府因战争紧迫而左支右绌,军政费随收随支并无预决算,故今日已无法完全复原其财政收支实况;但就上述多方财政收支情况的对比可知,广州市政厅是其时革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而这些收入又基本来自官产投变。质言之,广州市政厅之官产投变活动极大地支持了大元帅府的生存和革命斗争,它为孙中山讨沈征陈的军事斗争,乃至紧接着而开展的北伐统一之举提供最重要的财政支撑;同时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黄埔军校的创办、中央银行的建立贡献良多。(13)对此,应予以肯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孙科:《市政与时局之感言》,《广州市市政公报》第98号,1923年10月15日。 ②《陈其瑗接任财厅长·下车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日,第3版。 ③参见《孙科任内之支出军费数》,《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23日,第3张第12页。 ④参见“广州市市政厅拨付大本营军费表”(1923年4月16日—9月30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9号,1923年11月30日。 ⑤参见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第47 页;C.MartinWilbur,ProblemsofStartingaRevolutionaryBase:SunYat-senandCanton,19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699—700页。 ⑥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省财政纪实》第1编,第49页;《大本营财政委员会历次会议议决案》(1923年12月30日—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181—1346页;孙科:《广州市政忆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第290页。 ⑦《大本营会计司司长王棠呈请将各军饷项及各机关经费划归财政部发给由》(1923年6月21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17号,1923年6月29日。 ⑧“广东财政厅民国十七年来收支分类统计表”,转引自丁旭光:《廖仲恺与广东财政(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⑨参见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省财政纪实》第3编,第398页。 ⑩参见《两年间之市库概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日,第6版。 (11)吴述彭:《变卖广州市产、官产前后的财政情况鳞爪》,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第440—441页。 (12)《广州市市长孙科呈》(1923年10月26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6号,1923年11月9日。 (13)参见梁永:《孙中山大本营时期的官产清理和租捐征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第2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