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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短结语 投变广州官产是大元帅府于非常时期实施的非常举措,这项举措影响颇大。它不仅让革命政府形象受损,甚至对孙中山、孙科之个人形象也有不良影响;官产投变还影响了社会心理对革命政府之认同,亦导致广州地方社会建设事业长期未有进展,市民因城市破败而离心;它还成为地方强势商民鼓动舆论反对政府之藉口。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投变官产收入确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存在及其革命事业,尤其是军事斗争的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当年大元帅府讨沈征陈战事若军费无着,其军队即可能溃散,而“军事一败,大局便崩”。①可见投变官产之收入对于革命政府保住这块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乃至孙中山晚年的革命大业是异常重要的。广州民众为此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但就近现代中国革命之进程和国家统一之大局而言,广州市政厅投变官产之举措顺应了历史大势,具有进步意义。广州市财政局总结这项工作时曾强调,财政局“将全市庙宇、庙尝、庵堂、庵尝收归市有”,之后将“寺院道观划入市产,由是市库收入顿增,而护法事业因以不坠”。②廖仲恺亦谓:“军饷紧急,厉行投变市产以应军糈,该市长负责甚重。”③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秦孝仪后来肯定:“哲生先生在广州之筹款、建设,实是贯彻国父北伐的愿望,实际也是赞襄国父晚年统一中国的心志。”④此言当是不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第181页。 ②《广州市财政局年来进行之概况》,《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09号,1924年1月1日。 ③《广东省长廖仲恺呈》(1923年10月12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4号,1923年10月26日。 ④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近代化(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第2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