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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产投变与孙中山革命事业之进展 大元帅府时期,投变广州官产产生的较大负面影响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其另一方面是积极成效———此亦是不争之事实,即它以大量的财政支援,保障了孙中山革命事业之推进。大元帅府时期,广州大部分税捐为客军截留;对于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后即倡行之财政统一计划,各军一直冷眼旁观。孙中山为此怒言:“吾下命令将各军征收机关收回,竟置命令于不顾,成何体统?彼辈(滇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而余则成众怨之府。”①《广州民国日报》曾为此刊发社论称:“夫吾粤省库之支绌,财政之紊乱,至今日而极矣。不设法维持,实有破产之虞。军人同负地方之责,存亡与共,何可以小害大,而不早日将财权还诸政府哉。”②然而,呼吁毫无结果。各军不仅变本加厉截留税款,还私征新税。更有甚者,滇桂等客军还强迫广州市财政局按时、按量给予军费,并“派员坐催,急如星火”,以至于财政局应接不暇,局长频频易主。孙科在谈论此事时说:“当时六局中责任最繁重而事情最难办者厥为财政局。因为它不仅是负责市政的度支,即革命中心机构的大本营,无论军费政费亦多赖其筹维乃得度难关。因此,历任财政局长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而不能久于其位。”③同样,广东省财政厅长亦在地方军队的压力下频频更换。短时间“勉为其难”任财政厅长的邹鲁曾大倒苦水:“义军蜂起,机关分立,事权未能统一。举凡职厅直辖省内外各属厘税饷捐收入,悉为各驻防军队收办,饷款概行截留。……筹饷者志穷力竭,索饷者纷至沓来。无米成炊,巧妇有难为之叹;点金乏术,司农兴仰屋之嗟。若不亟图整理,破碎堪虞,于财政前途固日形棼乱,而于军民两政亦关系匪轻。”④孙中山虽曾鼎力支持邹鲁积极整理财政工作,但无奈邹鲁却不能如愿推进财政统一事项。⑤廖仲恺曾强调,若要解决财政难题,非军队就范、协力革命不可:“理财与整军,必须相辅而行,非单独可以收效;亦必赖群策群力,而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各军长官诚能以大局为重,核实兵额,归还财权,涓滴无私,饷糈自足;若仍前分裂,利不相让,害不相救,则剥肤及骨,仲恺虽愚,亦知补苴无术。”⑥廖仲恺之陈义虽高,无如大元帅府力有未逮,所谓财政统一之事也就不了了之,革命政府经费入不敷出之状况也无法改善。以1924年7月为例,大元帅府每日应支各军之费用24183元,而每日实收之数为15700元,每日不敷之数8483元。作为权宜之计,大元帅府只能让“有防地各军队由各军自行给养”,无防地之军队“一律按照政府现在收入数目,尽数分配”。⑦ 1923年广东省财政厅之收支情况是:“省库直接收厘捐二十三万元有奇,又台炮厘金七十余万元,厘税两共每年一百余万元,其他为各军截留者约六百二十余万元;田赋每月收入约十五万元,各县截收者在内,究竟实可收到若干,尚难得其确数;契税每月约收万余元;当税每月约收二万一千余元。此为财厅现在收入之大概情形,闻直接支出单就军费伙食一项,每月约需三十余万元,收支比较不敷之数颇巨。”⑧满打满算,以1923年省署总收入来支付军费伙食一项亦不足数。邹鲁对此叹曰:“省库几同守府。”⑨其他重要的筹饷机构———两广盐运使署和大本营财政部也陷入窘境。从1923年5月12日到9月底,盐运使署收入仅164万元,除掉其本身必要开支外,它对大元帅府之支持寥寥无几;⑩1923年4—12月,大本营财政部收入明细为:4月0.5万元,5月1万元,6月1.3万元,7月1.8万元,8月5.2万元,9月2.8万元,10月3.6万元,11月5.1万元,12月8.9万元。总计约30万元,其对革命政府的支持更为有限。(11)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无法按时领薪成为常态。时人曾回忆说:“驻在广州的行政教育机关向财政厅请领经费时,不能如期发出,积欠甚久,有时连三几成也发不出来。大元帅府直属的后勤、警卫、参谋等机构人员的薪饷,也同样无法发放。”(12)大本营内政部欠薪更长达半年以上。1924年间,裁员减薪成为各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836页。 ②《粪捐宜蠲》,《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7日,第7版。 ③孙科:《广州市政忆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第288页。 ④《广东财政厅长邹鲁呈请通令各军长官将截留各属厘税饷捐交回该厅办理由》(1923年6月22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17号,1923年6月29日。 ⑤参见《邹鲁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⑥《廖仲恺陈明辞管财政苦衷》,《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18日,第3、6版。 ⑦《大本营财委会关于分配军费呈暨大元帅指令》(1924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57页。 ⑧《财厅之收支概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7日,第6版。当时省财政厅纸面上的收入不止此数,其1923年的财政预算和报表中,每月收入都在100万以上,但由于其中借款、厘金、田赋等预算中的大宗收入多不能确保到位,实际收入难以确定。陈其瑗接管财厅时,甚至说“财厅每月收入不过八万元”,故此处统计已算是就高了。(《陈其瑗接任财厅长·下车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日,第3版) ⑨《广东财政厅长邹鲁呈请通令各军长官将截留各属厘税饷捐交回该厅办理由》(1923年6月22日),《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17号,1923年6月29日。 ⑩“两广盐运使署收入税款数目统计表”(1923年5月12日—9月底), 《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6号,1923年11月9日。 (11)“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4—12月收支情况表”,《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7号,1923年11月16日;《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10号,1924年4月10日。 (12)沈仲强、吴述彭:《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第4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