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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取而生怨”:官产投变对社会心理之影响 大元帅府时期之广州官产案涉事面广,影响颇大,就社会心理方面言之,可谓“强取生怨”,乃病民之政。 官产投变之相关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者。市政厅曾谓:“须知本厅此次召变各项市产,原为拨充军饷起见,并无规定特别办法。”①既无定法,则随意性强,易致纷扰。如市财政局明令:某处产业一旦被举报为官产,各产管有人等“限于布告后七日内,速将一切契据附具影片善本,迳缴来局以凭核验明确,分别办理;倘逾期无契缴验,即认举报为真实,当予没收编投,日后无论提出何等证据,一概作为无效”。②此一规定显然苛刻。一来时间规定过于紧迫,许多市民无法按时缴验契据。民国前期,因战乱纷呈,许多市民之产业契据遗失,或搁置于乡间,或寄托于别处,或抵押给外人。另外,广东毗邻港澳,侨居者众多,一些产业持证人远在港澳甚至海外,即使涉案者第一时间知悉其产业被举报,有些市民也无法按时缴验契据;二来政府一度规定产业之红契系指前清红契,但年限却不一致:“有某处之产,须同治年间红契者;某处之产,又须嘉庆年间红契者。”③后政府虽然承认宣统年以前之红契均为有效,但民国后十几年历届地方政府之契据是否有效,却因未见明文规定而致纷争群起。许多业主因无法提供产业契据而不得不备价领回自有产业,如锦纶行会馆使用人就以5万元价格承领该馆产业。④ 官产“多包案”,突显了政府办理官产之功利性。所谓“多包案”,即是先后有数人向政府备价承投同一地段,而财政局一概应允,造成一产多投现象。曾经有过同一地段被六人投承,财政局收了六次地价,发了六张营业执照之事。此事发生后,舆论哗然。而政府却用“拖的办法应付”承投者追还地价的申诉,或以“等候查明办理”之官样文章批复,终则答以“等候库款稍裕时再行发给”作了。⑤政府罔顾长远的功利之举,虽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数年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还据此批评广州“办理变投官产业办法歧异,纠纷极多,经年累月缠讼不休”,“一业数投”,造成多人争夺同一产业所有权;对于各方抗争作自相矛盾之判处,“致所有权亘数年不能确定”;投承人放弃投承后难以领回已交价款,如此等等,弊病甚多。⑥ 在官产投变过程中,许多公职人员作风不正、行为腐败,引起市民强烈不满。比如有公职人员办事颟顸,不负责任。广州河南十一区某处曾被人举报为寺产,财政局据此立案,并于1923年11月1日饬令该区业户于七日内缴契查验。该业户马上遵办。然而该局却于19日突然以验契期限已过而未见凭证为由,要求该处业户于三日内“先缴一井保证金,否则即行钉封,准他人承领”。后该户出示证明,并谒见财政局长,表明责不在己。财政局自知理亏而撤销该案。⑦此事给社会之观感甚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广州市市政厅布告凡承领市产有铺底登记者须清理登记手续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01号,1923年11月5日。关于投变官产事项,政府并非无成法可参。1914年广东省即制定《广东省查变官有不动产地章程》,该章程内容相当完备,包括规定官产、规定官地、应归登记保存之官产、检查手续、举报官产、判别官私、出报、承领、借拨等12章内容,可操作性很强,但此时广州市政厅在投变官产时并未予以参照。详情可参见《广东省查变官有不动产地章程》(1914年11月),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省财政纪实》第3编,第1008—1028页。 ②《广州市财政局布告》(第618号),《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2日,第2版。 ③《财厅办理黄沙官产案之优异》,《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0日,第6版。 ④参见梁永:《孙中山大本营时期的官产清理和租捐征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⑤沈仲强、吴述彭:《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 ⑥《司法行政委员会为会同拟具清理官市产办法请予核准公布呈》(1926年4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168页。 ⑦《财政局寺庵股之矛盾》,《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23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