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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的变动 民间市政参与的情况与市政体制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关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应该受到关注的问题。 罗威廉运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深入考察了张之洞督鄂之前汉口的商业与行会，认为19世纪的汉口已开始了最具近代性的变化进程，明确的城市意识的兴起，自我觉醒的阶级差别的出现，基于行会的商人集体自治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扩展，即行会参与消防、道路建设、治安、福利、教育等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的市政管理机构。它表明19世纪的中国已出现实质上的城市自治，而这是代表中国城市本土化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汉口城市社会演变的结果，自治性的市政管理机构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得到全面的发展。(32)罗威廉还着重论述了汉口的善堂、水龙局等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诸如参与或主导城市消防、治安、道路建设、社会福利等公益活动或市政改良活动，使得19世纪汉口的非官方公共领域逐步扩展，形成民众福利领域中全城范围的社会自治体系。而中央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间接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他有关汉口在19世纪已经实现了城市自治的观点。(33)在论述的过程中，罗威廉并未将“市政”存在的标准局限于是否具有“市”的建制，同时又承认中央政府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汉口自治，而是认定汉口实质上已经被官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单位，汉口居民在那个时段已经形成了地方认同感，行会、善堂等日渐发展的城市社会内部力量的市政参与，实际已将既有的官治市政管理体制，改变成了商业社会自身主导的城市自治。显然，罗威廉极力想通过论析民间市政参与活动导致的非官方公共领域扩展来证明19世纪汉口市政体制变化，以及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动因的内生性。他的观点既得到了中国近代市政史研究领域学者的积极呼应，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涂文学以1930年代汉口市政改革为中心，在探讨城市早期现代化时对汉口商人的市政参与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汉口在前现代具有深厚的市民自治传统，汉口市政直到民初一直由民间主导，而民国中期以后的市政体制变革，导致政府与商人角色发生转换，汉口商人丧失了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权利和话语权，汉口市政由民间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官僚治市取代了商人自治。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罗威廉的观点。同时，他批评国内市政史研究西化的痕迹太重。(34) 方秋梅则对罗威廉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民间市政力量在汉口的兴起是官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未必导致罗威廉所说的那种转变——城市自治取代官治。其所力图论证的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存在着实质性城市自治不过是虚像；罗威廉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史观，国内学者应关注城市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她还探讨了民国时期商界市政参与的变化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民初汉口市政处于商人自治与官治并行的过渡状态，民国中期之后市政府借助国家的社团立法与市政立法，确立了市政主导权。市政府的官治挤压了商人自治：汉口商人组织被迫重组，商人的市政参与逐渐丧失自主权和主动性，商人自治型市政发生了蜕变，民间在消防、社会救济等领域，主要是以一种服从的辅助者身份来参与，或扮演的是仆从的角色，而不是像民初那样以相对独立的市政主体参与市政，从而丧失了当初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35) 张利民对清末上海与天津地方自治和城市管理机制的比较研究，也涉及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关系的问题。他将清末上海和天津的城市管理的模式分别概括为民办和官治，认为天津地方自治的开展是官治的结果，上海地方自治的开始是民间积极参与市政和官方支持的结果，上海的自治机构可以视为具有一定近代性质的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形。(36)他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上海与天津两种城市管理模式的区别，实际上既是不同城市的官府赋予各自民间力量以不同的市政参与权所产生的结果，也展现了不同市政体制下民间市政参与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