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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史料利用方面尚需拓展。 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其所利用的史料主要包括：商会档案、慈善组织及救火组织的档案与活动报告等，官方文书如政府公报尤其是市政府的公报、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官修地方志等，政府机关档案、资料汇编，部分民国时人的市政著作，以及市政专刊。只有少数研究成果比较深入地挖掘了近代报纸中的资料。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所利用的史料，与近代中国城市史内其他领域，例如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市政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还要窄许多。应该说，这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起步阶段在史料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个明显的不足。 事实上，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内子领域的不断分化，相关子领域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应该更加广阔，而不是更加狭窄。并且，不同的子研究领域，因其研究领域各具特殊性，故而某一子研究领域所利用的史料，一般而言应该与其他子研究领域存在分异或侧重不同。例如，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与近代官办市政研究，是近代市政史研究领域内的两个子领域，它们所运用的史料就应该有一定的分异：后者更多地要利用与市政相关的官方文书，尤其是市政府公报、市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资料汇编等。而前者则不能如此，因为这些官方文书中，往往极少记载民间参与市政方面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在史料利用方面努力拓新。 第四，相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所有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相关研究，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不外乎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这种状况自然与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主要胎息于近代中国史研究腹中不无关系，同时又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结果。个别专文在论证时，虽然具有了现代性的理论意识，也较好地做到由史到论，但是论证中理论基础的相对欠缺，制约了史论结合的充分展开。此外，个别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借用了整合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也许算得上有所突破，但是这种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专门性的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尚有待实证。 同时，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史学的实证法，少数成果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如有的将近代青岛与烟台、威海卫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说明了研究时合理使用比较方法的有效性。显然，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丰富。 因此，从根本上讲，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并没有明显突破。在理论的本土化方面，亟待探索。 第五，由于在概念上存在分歧，导致民间市政参与在研究范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市政”是有关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时必定涉及的一个概念。在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所持的“市政”概念，存在着严重分歧，有的局限在市政工程建设方面；有的则相对宽泛，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市政工程建设，还包括了市政管理；有的从行政学的角度看待市政；有的则从更为宽泛的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市政。因此所涉及的民间市政参与的范围自然就有窄有宽，差异很大。 此外，我们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论述基本上局限于近代中国的民间市政参与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