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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市政参与意识与市政体制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少数研究成果对市政参与意识与市政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孙颖分析了近代广州市政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开展以后，广州出现了一批热心研究自治、提倡自治和进行市政改革的社会群体，他们撒下了市政观念的种子，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市政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或者认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促进了市民市政意识的觉醒。(37)邱红梅对近代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的形成、表现及其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开明绅商觉醒，发展到各种市民团体觉醒，再到市民群体觉醒的渐变过程。而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是汉口市政建设的基石，也是政治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表现，它在汉口的市政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38)张德美认为，绝大多数市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尚未觉醒，这是1922年北京城市自治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39) 近代中国租界华人争取市政参与权的参政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打破洋人对租界市政管理权的垄断，维护华人的权益。其实质就是华人要求变革租界市政体制。近代上海租界华人的实力最强，华人参政运动影响最大，其市政主体意识亦十分浓烈。学界对近代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上海租界的华人参政运动。民国人蒯世勋简明扼要地回顾了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40)卢汉超指出华人参政运动是上海人民对租界制度抵制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参政是指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要求对租界事务拥有发言权，争取在租界的行政机构中设有自己的代表。(41)小浜正子认为，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旨在争取华人得以享受同等的行政服务，并创立能够代表华人利益的制度。最终，19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华人不论作为都市行政的主体还是客体，都大大加重了分量，而工部局只能做出让步和改变。(42) (三)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及参与限度问题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既然与市政体制变动息息相关，那么，在民间市政参与的过程中，既有的国家法制和市政制度，是否为民间参与市政提供制度性保障？是否赋予民间以参与的合法性？又在多大程度允许民间参与市政？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何一民在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趋势时，对近代中国市民阶层参政议政兴起与发展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认为清末民初是以地方绅商为代表的早期市民阶层参政议政，清末立宪自治运动之后，部分城市居民有了选民资格，各城市市民已开始参政议政的实践。民国以后，城市公民资格得以确立，市民有了更多的参政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确立市民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诸权。而近代合议制度的初步形成，是近代城市行政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明显进步。何一民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制度化问题的论述，侧重于法律文本的分析。(43) 刘春林纵向梳理了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的历程，论述了市政当局对促进民间市政参与及其制度化所做的努力。德占时期，青岛商界的市政参与主要由1902年成立的华人议事会——中华商务公局作为代表实现。沈鸿烈执政青岛时期，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府，在促进民间参与市政方面，进行了制度化的安排，如资助专门的市政研究机构和团体，使之发挥城市智囊团的作用；设立经济讨论会、卫生事务讨论会、编纂委员会等，使市民得以参议市政。在市政当局的积极推动与鼓励下，官商之间就参与市政经费的筹措和市政工程建设，构成了较好的协作关系。(44) 王云骏对1927-1937年南京市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京市民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构成了市民参与的主要方面。而市民组织与政府的抗争，则试图建立一种社会权力的制衡，体现了市民组织的现代意义。但是，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对市民社会的扩展提供真正的制度性保障，本属自愿结合的市民组织，最后成为国家政权实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是整个民国时期社团组织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45)也就是说，市民参与的制度化缺陷，是市民直接参与市政的愿望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王煦、李在全则指出，由于现实政治并没有为近代中国市民直接参与市政决策提供空间，故而民间市政建议行为只能是一种个别的而非制度化的现象。(46)佟银霞对刘纪文主政南京市政时期(1927-1930)南京市民参政的论述，也涉及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问题。她认为南京市民参与市政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市政参与意识也有所增强。市民通过市参事会加入市政机关，通过市民团体诸如工会、商业协会参与市政、监督市政。市政体制的变动，市政改革的推行，使市民在享受宽敞马路带来的舒适中达到对新的市政参与的认同，开始通过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并担负起建设市政的责任。同时，南京商民的觉悟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主动地参与市政、监督市政。(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