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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知识界的作为当然不是孤立的，作为运动的有机部分，它受国共倡导的运动总体目标与行动策略的规范与制约。这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国共倡导的国民革命基本理念与总体战略目标，知识界尽管各自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普遍赞同反帝反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二是知识界的作为在总体上依循了运动的总体节奏与策略安排；三是知识界团体中的中坚分子不乏国共两党党员。但是，尽管如此，却不容将知识界的作为，简单视为国共领导的结果，而抹杀其自身的个性。当时国共在学生社团中建立有党团组织，实行统一领导。知识界多为教授学者名流，普遍信奉自由主义，主张超然于政治与党派，思想多元，尊崇个性；故不仅其团体中国共党团不存在，事实上欲形成统一指挥，也谈何容易。在五卅运动中，知识界多主张单独对英交涉，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意见便相左。清华大学评议会接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电话通知后，可以议决赞成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但同时却又通过“专对外不对内”的原则，这也说明，可与国民党协同，却不甘放弃自主。也无需讳言，国共对运动的领导，事实上也是十分薄弱的。张国焘说，中共虽是五卅运动的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自己的掌握”。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加之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局势愈危。(106)中共尚且如此，遑论国民党!这从反面也有助于说明知识界作为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当时国共两党在北京的影响力仍有限，远不及广东与上海。故北京地区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不鲜明、不尖锐，更缺乏激烈的思想斗争，浸成了相互调和模糊混沌的政治生态。“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107)所以，缘此不难理解，蔡元培曾领衔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和主张“好人政府”；北京大学教授派别林立，既不影响他们共组北京大学教援会，声援上海同胞的斗争，同时，也不影响他们各自在各派政治势力间，依然游刃有余。此种政治生态，本身也有助于知识界在运动中保留自己的个性，甚至是“任性”。王凡西说，“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108)三一八运动后国民革命正式揭开了序幕，知识界从此步入了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新时代，不得不结束自己的“浪漫”与“任性”，被迫认真思考重新调整与选择各自的政治取向；但也唯其如此，恰好构成了考察近代中国知识界(知识阶级)历史演化的一道重要分水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