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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内部存在上述分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知识界在学识素养、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人脉关系及应世经验诸方面，均非尚不成熟的学生界能比，其在运动中起到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是不容轻忽的。以北京知识界为例，以下几方面，可谓其荦荦大者： 其一，主张单独对英，促成交涉目标的集中。教职员的加盟不仅明显地提升了学生运动的社会声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整个运动交涉目标的集中。惨案发生后，各界对外交交涉的目标是什么存在分歧。诚夫在《对英乎对日乎》中说：“沪案发生以后，各界所发表之文件宣言，类皆以‘英日’并列”，日本对本案当负责任是否与英同，外交上是否当同样交涉，可讨论也。“因是之故，此项问题，乃成为日来北京社会上讨论最多争论最繁之目标”。(53)实际上，除此之外，尚有两种不同主张。一是以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为代表，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一个也不放过。其理由是，帝国主义代表一种制度，是一个整体，任何缩小目标之说，都无非是“不肯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幻想靠某一列强出来主持公道。这种心态只能“减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54)一是以北京大学教援会为代表，主张单独对英。1925年6月20日，北京大学以全体教职员的名义致书外交总长，要求单独对英修约。(55)7月初，北京大学教援会进一步提出《沪案交涉建议书》，请求京各团体联署后交北京政府，得到各界普遍支持。13日，北京各校教援会依此决定：“明日举行全城大讲学”，主旨便是“单独对英”。(56)其认为，北京政府之所以始终不愿单独对英交涉，而以公使团为对象，是怕得罪英国，有意敷衍。从整体看，“单独对英”实成了运动中各界的共识：7月中，北京代表洪轨在南京报告北京情形说，“交涉应单独对英，减少各方阻力”。京中各界虽分激进、稳健、折中三派，“而‘单独对英’，则均为各派所同。”(57)然而，这并不仅仅限于北京，“沪案发生以来，全国示威抵制及其他爱国运动，几于一致以对英为目标，并非偶然之事。”(58)必须看到，北京各校教援会提议的“单独对英”，是以集中力量首先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为前提条件，这与梁启超诸人主张“单独对英”，消极“缩小范围”，以便“就事论事”和尽早了结沪案，不能相提并论。应当说，中共反帝的立场最为坚定，它强调帝国主义本质的内在统一性和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某一强国，是对的；但是，它视列强为铁板一块，主张全面出击，却有失于“左”，即简单化。张国焘回忆说，其时“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59)这说明，时人主张分化对手的策略，确有其合理性。后虽因英国实行“反赤化”的分化政策，“单独对英”论最终无功而返，但它毕竟凝聚了各界的共识，令英国一时陷入国人抗议、声讨和抵制的汪洋大海之中，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其在华利益与国际形象也受到沉重打击。 其二，借自身有利的社会地位，自觉监督政府。在五卅运动中，固然形成工商学各界示威游行以敦促政府对外交涉的格局，但是，知识界尤其是北京高校教职员，凭借自己拥有的特殊社会地位与声望，对政府进行的监督较之其他各界，往往更形自觉、更具优势。从运动一开始，他们便借助报刊舆论对政府交涉不力不断提出质疑，尤其是强调修改不平等条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容政府有意模糊与敷衍。渊泉在《沪案非地方问题，敬告颜惠庆》中就曾尖锐指出：作为办理交涉首席专员，颜惠庆居然认为沪案属法律问题，为地方性事件，这是“颜氏观察沪案之出发点，根本错误，不能放过也”。(60)张君劢甚至撰文，公开要求对使团作无原则退让的外交总长沈瑞麟辞职。(61)这些是对中央政府的监督，包括林语堂、周作人、钱玄同在内的21位北京大学教授在《京报》上联名警告奉系军阀，则可以看成是对地方割据势力的监督。《东方时报》雇用英人辛德森主政，竟为英国张目，诬蔑爱国运动，引起公愤，但它的后台却是奉系军阀，一般人敢怒不敢言。北京大学教授不仅警告《东方时报》必须立即辞退此人，否则抵制该报，而且同时也明确提出：“对于某方实力派之警告”，指斥“某方爱党之心，重于爱国”，(62)并特别指出，“某公”曾对惨案表示愤慨，主张全力对英，自不应对此有所偏袒。这里的“某公”，指的就是张学良。故他们表面警告《东方时报》，最终目的却是警告奉系军阀。后者势力方张，此种警告说明教职员爱国勇气可嘉。教职员与学生一样，都借助上书与请愿的方式表达意愿，但前者却常得以直接与执政府最高层沟通，甚至当面提出质问，影响也自有不同。(63)例如，据《申报》载，1925年7月中旬，北京各界代表约见财政部长李思浩，质疑失业工人接济款问题，主要就是由朱家骅发言。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质疑十分尖锐，最终迫使李思浩就各款项最后到位日期作出明确承诺。(64)当然，事实证明，教职员的监督、质疑与整个运动一样，都终究无法根本改变军阀政府媚外误国的政策；但它毕竟起到了彰显民意、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其三，运用专业知识，提升运动内涵。五卅运动同时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教育运动。在这方面，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多为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借助专业知识，提升运动内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揭露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侵华史，增进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当时各校教师多组织讲演团，或与学生相附而行；或直接受邀，派人前往各处讲演。此外，他们还在报刊撰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支涵盖甚广、热情空前的教师宣传队伍。1925年6月初，上海大同大学就邀请了徐谦、恽代英、杨杏佛和戴季陶等人讲演，主题是“对于五卅案及民族独立运动之关系”和“关于历史上观察五卅惨案及今后之目标”。7月20日，上海学联举办夏令营演讲会，主题为“以演讲社会问题及解释五卅运动之意义，研究今后应付方法为宗旨”。应邀讲演的知名学者多达40余位，包括吴稚晖、潘公展、蔡和森、沈雁冰、曾琦、朱经农、夏元瑮、唐钺等在内的各派人士。“自开讲以来，报名听讲者异常踊跃，惜限于课堂，不能尽量容纳”。(65)北京大学教授更形活跃，如周鲠生在武昌大学演讲《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王世杰在本校演讲《沪案问题之性质》，马寅初在湖南会馆演讲《中英日之经济的关系》。此外，燕树棠发表有《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张慰慈发表有《上海的租界》，等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汇丰银行》、《中英日之经济的关系》、《吾侪财政适合于对外宣战否?》等系列演讲，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揭露列强对华侵略，提出抗争的策略，多鞭辟入里，通俗易懂，南北各报竞相转载，影响最大。五卅后，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租界史的研究与宣传，由于报刊出版媒介的传播，空前普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五卅运动中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语，初识个中道理的国人也空前增加，此中知识界的努力，厥功至伟。 二是注重对外宣传，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鉴于英国媒体肆意歪曲真相，混淆视听，知识界从一开始便十分注意国际宣传的重要性。就教育界而言，北京大学教授的工作最具成效。他们多留学欧美，不仅外语好，且熟悉西方社会心理，故其发往欧美相关机构及各界名流的电函，多能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罗家伦在伦敦，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国内来的电报不少，但多充满情感发泄，缺乏平静的叙述与法理判断，故极少可用的材料。此时恰有一封由胡适、丁文江等四位教授署名的多达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转到手里。它“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君起草的，他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66)其实，当时罗素在英国《国民周刊》上发表的《英国在华政策》一文，就特别提到这份长电：“如果有人要知道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中国知识阶级对于这事件如何观察，应该看留英中国协会所发行的小册子叫做《中国事件》。这本书是中国四位名人写的，这些人都是学问很好，见闻很广的，很值得科学的敬重的。”(67)在新闻界，南北各大报多用不少篇幅报道国际进步舆论对中国人民抗争的积极声援。在中国民族运动日益成为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一部分的情况下，知识界重视对外宣传与报道国际声援，扩大了国人的视野，更增强了他们抗争的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