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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历史场景的重要转换。知识界内部出现上述根本对立的现象，已引起了时人的思考。周作人以为，这说明“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94)林语堂将问题推进了一步，以为这是反映了“今日知识界的分裂”。民国以来，不但思想革命不成功，而且知识界中有一部分人更与旧势力妥协了，“分裂是必然之势”。故他主张知识界当先肃清内部，“内除文妖再(才)能够‘外抗军阀’”。这自然是较周作人又深刻多了。但他毕竟未能超越学界原有的派别之争和私人情感纠结的局限，故他又强调，有人主张我们两派彼此和解，这决不可能。“我们骂章士钊，你们也肯骂吗?我们攻击研究系，你们也肯攻击研究系吗?我们深恶晨报，你们也能深恶晨报吗?倘是肯，表面上不一致亦自然一致了，并没有讲和之必要”。相反，我们不但不言和，“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95)事实上，当时许多文章也都强调这些人所以提出“领袖责任问题”，是公报私仇和为了夺取学界肥缺；这些因素固然是存在的，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过于强调这些因素，无形中却把更为根本的政治分野模糊了。中共强调三一八惨案是五卅运动失败后，列强与军阀结成反动联合战线，对反帝爱国运动实行反扑的必然结果；而知识界中的一些人公然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提出所谓的“领袖责任问题”，既反映了原有爱国联合战线的解体，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此种见解从当时政治变动的全局出发看问题，较之上述论者过于强调人性幽暗的一面，无疑是深刻多了。不过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实际上，理解三一八运动较之五卅运动时移势异，还须看到其时历史场景正发生的重要转换：1926年3月18日，群众示威游行固然是针对八国最后通牒而起的，但三一八惨案直接制造者却是段祺瑞政府，由此继起的三一八运动的主要目标也在于追究后者的责任。这就是说，其时历史场景正发生了由对外交涉向对内政拷问的深刻转换。前者体现了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故人多要求“暂时忍耐缄默，姑置内政于不谈，而一致于对外之国民的作战”；(96)而后者则体现民族主义遭区隔，国内主要矛盾突显，人们重新集注于内政问题，原有党派系别不同政治诉求间之鸿沟，因之再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五卅发令杀人的是租界里的英国人，现在却是民国的北京政府。“爱伏生终于免职而去了，虽然帝国主义是蛮横。这回怎办?或者因为是本国人所杀的，没有什么要紧吧，照所谓国家主义的看法。究竟是那一样呢?有谁能知道。”(97)这说明，他敏感到这次惨案要拷问的首先定然是无可回避的内政问题了。清华大学校长在本校烈士追悼会上说：“清华之态度，是无论何种运动，如系完全对外则行加入；如涉及内政，则取超然态度，而不卷入漩涡。不幸此次国务院前发生惨剧，本校学生重伤数人，轻伤尤多，而韦君杰三竟一命呜呼。”(98)为此他深表歉疚。言外之意，惨案的发生令清华大学不自愿也被卷入了内政问题。而《现代评论》上也有人指出：“我们应当加倍的觉悟，中国今日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对内问题，内政问题不根本解决，决说不上对外。”(99)总之，足见时人多已意识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或现实性的问题正发生重要的转换。正是此种转换，制约着人们的情感与取向。要不，同样的《晨报》及燕树棠诸人，何以在五卅运动中都是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现在却突然都成了列强军阀的“走狗”与“反动派”了呢?仅仅用“阶级妥协”或“复辟反动”来解释，是不够的。所谓内政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不要推翻列强的工具军阀政府和实行国民革命。林学衡等人强调惨案是国共倒段运动的产物，主张“国民真正大革命之成功，将以诸君(指徐谦等群众领袖——引者)之自杀为其嚆矢。顾并此不能，何以愧政府，何以愧青年”。(100)他们公然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反对的就是国共倡导的国民革命；而《晨报》被烧后，任鸿隽忧心忡忡，曾致书胡适说：“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101)陈源等人担惊受怕的也正是这场国民革命! 要言之，知识界的分裂从一个侧面，恰恰表明三一八惨案将国民革命这一时代的课题，以急迫的形式进一步提到了国人的面前。激进的青年学生纷纷“到黄埔去”，参加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知识界也发生了“顿悟式”的觉醒。朱自清在“屠杀后五日写完”的《执政府大屠杀记》中，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时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到现场，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人的话，“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102)叶圣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不必多说废话，责备他们不该放枪。“惟有开枪，正是他们的正办，他们的道理。我们只消问自己：仇人当前，情势严重，如何才是我们眼前的正办，我们当尽的道理?”(103)他们显然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当下的抗争方式，但引而不发；鲁迅则不同，“引而发”：“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烈士的鲜血“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104)这种“别种方法的战斗”，就是进行国民革命的武器批判。当年北京大学学生王凡西回忆说：鲁迅那几天写的一系列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105)联系到其时知识界吁请南方国民政府实行北伐的呼声日高，我们可以说，三一八运动后，不仅知识界作为整体已倾向于支持北伐与同情国民革命，而且这对于青年学生的走向革命，同样也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与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