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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知识界内部出现了两派严重分裂。与失去原有联合战线的支持相较，知识界在三一八运动中面临的另一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其自身内部的严重分裂。如前所述，在五卅运动中，知识界虽存分歧与争论，但并未动摇彼此主张反帝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共同政治立场，故终能求同存异，携手合作，未发生真正的分裂；但此次却不同：“在这一次，惨案发生的第二日，舆论便大不相同，我们一方面固然看见革命的舆论攻击段政府，主张驱段废约，一面又看见一种论调，责备领袖，谓群众为领袖所陷害。”(82)主张“责备领袖”，就是嫁祸共产党，为段祺瑞政府张目。两派政治立场公开对立，不言而喻。 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即3月19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与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临时会，讨论应对惨案办法。会上有人提议，认为政府当局应负法律上责任；群众领袖自天安门集会后多未同行，致令热心青年陷于危地，应负道义上责任。结果引起激烈争论。约分三派：“稳健派”主张不问政治，对是否诘问当局责任，颇为踌躇；“激烈派”力主责任全在当局，不应对群众领袖有所责备，并主张罢工罢课或全体辞职，以反抗当局；“折中派”则同意上述提议。投票结果，提议虽以两票之微弱优势获通过，但“激烈派”坚持反对，遂决暂缓发表而散会。(83)同时北京大学复以教职员会名义，致函九校教职员会，声明本校代表其权能只在追索教育经费，不计其他。燕树棠等人为此愤而退席。会议又只好决定暂不发表宣言。北京如此，沪上亦然。3月21日，张君劢、张东荪、朱经农等18人，代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11所大学发表宣言，主张将案情交司法审判，避谈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随后，郑振铎、叶圣陶、潘汉年、胡愈之等16人致函11校教职员，提出诘问，认为政府枪杀群众、讨好列强“为中国前途莫大之危难”，(84)宣言于此避而不谈，不免让人生疑。但事实上，以不偏不倚面目出现的所谓“群众领袖责任”论，影响甚广。武汉大学追悼校友杨德群大会的挽联，即写道：“段祺瑞罪浮于韩提，易培基对不起杨德群”。(85)郭任远、朱经农主持的上海各大学同志会及上海各大学学生同志会，成为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消极力量。对于教育界的分裂，有记者评论说，“学界两派各不相让，今后纠纷正多也”。(86) 新闻界之对立，更形激烈。《晨报》于3月20、22日，先后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和渊泉的《群众领袖安在?》两篇时评，公然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污蔑爱国青年，攻击民众领袖，为段祺瑞政府辩护。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南北呼应，成为新闻界为政府张目的代表性刊物。它不仅转载了上述林学衡的时评，而且又发表公弼的社评《北京惨杀案里面观》，诬蔑死难青年无非是国共倒段运动的牺牲品。(87)此外，《甲寅周刊》造谣“群众手持木棍，间挟手枪，甚且抛掷炸弹，或则擎火油准备泼灌，以致与卫兵互相冲突，各有死伤”，(88)固属令人发指；而陈源《闲话》编造故事，说杨德群烈士平时不关心政治，这次本不想参加游行，是半路上被教员勉强拉去的，以此坐实他设定的群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的罪名，同样让人愤慨不已。(89) 这些明显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为虎作伥的言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中共的指斥，固不待言；知识界的取角虽不尽同于中共，但以《京报副刊》、《语丝》、《国民新报》等为代表，其愤怒谴责的声浪却是一波高过一波。鲁迅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在他看来，“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惨案“是政府布成的罗网”，而关键是“‘流言’的奏了功效”。晚清民初是用“康党”、“革党”、“乱党”杀人，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而其证据是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且不说这是否真的，就算是，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90)鲁迅文章的犀利处，就在于不仅一针见血点破了惨案的真相，而且将军阀的预谋与政客文人狼狈为奸的“流言”即凭空造谣相联系，从而有力地揭破了所谓“领袖责任”论者的丑恶面目。陈源《闲话》的险恶用心，也未逃过众人的讨伐。鲁迅对他的深刻批判，人所周知；实则，其时秋芳的《可怕与可杀》一文，异曲同工。其愤怒指斥陈文之包藏祸心，其为虐，“实在比什么执政的电报要利害过十倍”。文中说：各国皆有请愿，却并无杀身危险，所谓群众领袖应负责的话从何说起!陈源之流既认为请愿是会被杀的，何以事先不提醒我们?事先知道，却不露风，事后复攻击民众以转移目标，那末你们简直是同谋，不但应负道义的负责，在法律也难逃罪责!(91)《京报副刊》是当时反击《晨报》等最有力的媒体，其中《大屠杀后的种种呼声》在第446-451期连载，内容有不少为该刊组织的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者的采访，对象包括教员和一般市民等，以证人证言反驳造谣者，真实而有力。1926年4月初，京师地检厅证实，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群众未携带凶器，也未与卫队冲突，全由卫队虐杀。军警伤口都是自己误伤，被认为共产党暴动证据的三支手枪和破洋水壶，也都是伪造的。周作人为此发表《洋铁水壶与通缉令》，在肯定地检厅不失人格与毕竟保存有一点可贵的司法独立精神后，发出以下愤怒的质问：“我不知道那班混帐东西是不是还在那里争论不肯宣言政府应该负责，或者还相信群众真是拿有‘几支手枪’?请你们挖开混帐的眼睛乌珠，把地检厅的公函朗读一遍，再招出真心话来，看看你们的良心到底死绝了没有。”(92)义正而辞严。在正义舆论的谴责之下，事实上，除了陈源在女师大学生致书报馆联名指陈其造谣之后，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有错之外，(93)林学衡、燕树棠等“领袖责任”论者，皆噤若寒蝉，集体失声了。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