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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一八运动继起与“时移势异”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五卅运动失败后不及百日，三一八运动继起，却已是时移势异。其表现有三： 第一，原有的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知识界成了支持运动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既是帝国主义联手反扑的产物，同时也是反帝联合战线归于瓦解的表征。惨案发生后，中共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曾号召各界“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故不久在中共内部文件中又指出：三一八的屠杀，事态严重性远过于五卅案，“然因联合战线之破裂，反不能激起一个普遍全国的大运动，普通社会对此事仿佛很冷淡，鼓不起他们参加的热心”。(68)这一判断，与时人的即时观察是一致的。朱自清是惨案亲历者，据他回忆，当天参加游行的总人数约二千人，学界(包括师生)占98％，其他各界人士仅百人而已，即不超过总人数2％。(69)陈文澥说得更明确：“惨案发生，瞬逾旬日，都人士除新闻教育两界稍有表示外，其余各方，对此空前事变，多持隔岸观火态度，国势至此，吁可痛已。”(70)京外情形相类，《时事新报》“时评”指出：“(京案)较五卅案为尤酷，各地民众，宜如何激愤，速起援助。然数日来，民众态度，殊觉淡然，即以南京而论，两开市民大会，到者寥寥，都无结果而散。”(71)这即是说，原有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站在学生一边的社会力量，从一开始主要就是教育界、新闻界!长期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未真正为人所正视。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教职员是真诚投入、热情甚高的话；那么，在这次惨案中，师生可谓生死相依了。马叙伦说，三一八当天游行，“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72)1926年3月17日晚十时半，清华大学评议会主席黄仕俊才接到明日游行通知，“当即摇铃召集评议会，通过参加国民大会”，并“请干事部各科长及其他同学帮忙筹备一切，次晨并请定方君宗汉为总指挥”。(73)不难想见，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包括李大钊、朱自清、陈翰笙等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一起在执政府前共同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生死劫!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当时记载惨案发生经过最详尽的两个文本，是出自朱自清与陈翰笙两位教授之手。同时也不难理解，何以惨案发生当晚，清华大学评议会因黄仕俊等人未归，另举他人代理主席并组织出席抗议活动的“代表委员会”，及黄仕俊等返校后，学生却感其生死情，遂有罢免评议会议与干事部案，而重举黄仕俊等负责。(74)此外，当年曾是中法大学学生的陈毅，于1963年看望病中的孙伏园时，回忆邵飘萍，依然感念不已。他说，惨案发生后，北京民众举行的一次追悼，没有人敢做大会主席，自己挺身而出，担任主席并演讲。但讲完话许久却不见有人上台，会场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此时忽见一人昂首而前，登台讲话，大意就是3月19日《京报》时评《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此人就是《京报》社长邵飘萍。陈毅说：“迄今快四十年了，当日形象犹在脑中。”(75)这里表达的也是当年师生并肩战斗的情谊。需要指出的是，段祺瑞政府为推脱制造惨案的罪责，造谣共产党煽动暴乱，并发出对易培基、李大钊等五人所谓的通缉令；但实际上其内部最初拟通缉的学界人士多达50余人，还包括蒋梦麟、朱家骅、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孙伏园等在内。(76)4月中下旬，随段祺瑞下台和奉军入京，蒋梦麟等人被迫四处走避，《京报》主笔邵飘萍遇害。由是观之，在三一八运动中，知识界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实较五卅运动为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沪知识界立即掀起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抗议浪潮。3月20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北京军警拘捕段祺瑞诸人，处以杀人罪；(77)21日，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由北京大学代表王钟文主持，议决成立“北京废约驱段大同盟”。22日，“京报界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注意此次惨案，勿任段贾逍遥法外”。(78)沪上教职员与学术界名流，也纷纷发表宣言，声援京中同行，要求驱逐段祺瑞政府。在这些抗议声中，《京报》主笔邵飘萍的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最为动人，传诵一时。(79) 与此同时，在国立九校校长及教职员联席会议统一协调下，京内各校迅速行动起来，主动承担起救死扶伤的责任。他们分赴国务院及东城各医院调查伤亡确数，慰问受伤学生。各校迎回烈士灵柩、隆重安排后事的过程，尤其彰显了师生间深厚的情谊。《京报》3月21、22日两天连续刊登《大流血后之各校现状》，报道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师大、清华大学、中法大学等23所大中学校纷纷召集全校教职员会议，筹备召开全校师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同时或通电，或罢课，或组织演讲队的消息。北京女师大20日上午开全体教职员大会，由校长许寿裳报告刘和珍、杨德群烈士被害经过。并决议成立“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惨杀案后援会”，以联络各校共同行动。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教授都为烈士写了沉痛的悼念文章，尤其是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沉痛而深刻，反映了师生情笃。是文传诵至今，愈令烈士不朽。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六百余人集齐礼堂，瞻仰烈士遗容。校长马君武自闻惨案发生后，即驰往国务院领二烈士遗体回校，“对之极为惨痛，并谓当局此种行为，不成人类，不愿再与合作，拟即日买舟南下”。(80)无论学界对他原有多少非议，危难之秋，进退有节，终究难能可贵。故全校学生闻之动容，拟即开全体大会加以挽留。22日，清华大学组织全体学生迎烈士之灵，抵校后“全体同学及教职员向烈士行三鞠躬礼”，曹云祥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致哀辞。(81)3月底，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北京各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议决三项：通电全国定3月18日为废约纪念节，在天安门建立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筹备三一八殉难烈士安葬典礼。三一八运动为时甚暂，到4月10日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发布布告，通电全国，驱逐段祺瑞，前后不过20余天。在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知识界在其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