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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主动与爱国学生联手，编辑多样化的特刊或书籍，以扩大宣传。在这方面，《京报》与《晨报》最有成绩。清华大学学生会以“唤醒民众，抵抗英日”为目的，编有日刊《上海惨剧》，刚出一期，《京报》社长邵飘萍和副刊主编孙伏园便主动提议，从6月8日起由《京报副刊》刊发《上海惨剧特刊》若干号，仍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编辑。从18日起，复改为每周一、三、五出《上海惨剧特刊》，二、四、六则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撰的《沪汉后援特刊》。随后，它又先后刊出分别由学生救国团和女师大附中学生会分别主撰的《救国特刊》和《反抗英日强权特刊》。7月28日，再出北京大学学生会编辑的《北大学生军》。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先后与多校学生联手编辑多样化特刊者，唯有《京报》；而《京报》自身另有耗资巨大的《沪案特刊》，为惨案照片专集，连续出了三期，“使内外同胞，触目惊心，促成极大之反响”，(19)足见其魄力与用力之甚。《晨报》虽然只与师范大学学生会合作编辑《沪案专号》，但它除了成立“租界调查处”，收集上海租界及会审公堂“各种黑暗事实，备作交涉资料”外，(20)还与清华大学学生合作编辑《五卅痛史》一书，7月下旬由《晨报》社公开出版。是书约20万字，收集相关资料百余种，是当时有关五卅惨案资料最全的一本书。有名的大报主动与学生联手编辑特刊与专书，对学生是极大的支持、鼓励与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知识界与学生爱国运动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宣传声势。 其二，高扬民族主义，彰显新闻界的民族气节。新闻界不仅很快走出“静穆的悲哀”，而且随着五卅运动的迅速扩大，自觉高扬民族主义，彰显了自身可贵的民族气节。当时英日新闻界对于五卅运动的报道，多肆意歪曲真相，造谣惑众。6月底，日本记者访华团到京，北京新闻界沪案后援会代表在欢迎会上致辞，立场十分鲜明，他说：五卅惨案中杀人的虽是英国人，但导火线却始于日本人。故中日记者应携手维护人类共同的尊严。我们对在座日本记者的最低要求是，“要和我们一齐去宣传这一惨杀真相和公允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足以使中国人“相信素唱亲善论调的日本，不是虚伪的，假造的，是真意的，诚恳的，因为使我们可以看见了亲善论调的铁证”。(21)在座谈中，日本记者布施知足提出：沪案真相未明，中国必须借鉴日本，要知道在自己修明内政前，欲修改不平等条约是不可能的。中方国民通信社记者罗敦伟起而反驳，说：中国内政之所以不能修明，障碍恰恰在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条约如得修改，中国内政自有向上之机会，“此则希望友邦记者，勿倒因为果”。沪案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勿以真相不明为言，因循复因循，反使真相为对方宣传所混淆也”。(22)在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的当时，中国新闻界代表能如此旗帜鲜明和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毫不妥协地反驳对方同仁的谬说，实属难能可贵。无独有偶，与此同时，有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福瑞斯致书中国学界，提出现在事件真相未明，还谈不上追究责任问题。他质疑五卅运动仅是学界少数人所为，无非以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手段，目的只在仇视英人罢了。为此，《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表《致伦敦泰吾士报驻京记者愿其警告英国政府》一文，予以严正驳斥。他指出，记者将这场运动说成“仅系学界为其主动”，“实已陷于根本错误”，他但见学界发表文字较多，不知运动乃缘于英人之残杀激起了中国人普遍的愤慨；至于将运动说成仅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手段，更无非是“倒因为果”。(23) 上述固然都是北京的事例，但沪上同仁也不遑多让。1925年7月初，上海各英文报刊连续刊载英国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下院的演说词及《赤化之有害于中国》一文，两文前都冠以特大字号的“诚言”二字，意谓：中国当下的运动是受共产党操纵，劝中国人当反对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上海工部局不惜以高价诱惑极个别华人报刊登载《诚言》广告，(24)《诚言》招贴更遍布上海各通衢要道，一时颇引人注目。这反映了英人急于扭转上海于己不利的社会舆论，但其结果却是弄巧成拙。7月8日，《时事新报》发表时评指出：共产党活动遍各国，不足为奇。“但共产运动是一事，五卅惨杀所激成之怒潮为又一事。外人以此并为一谈，实属厚诬。”在各国不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前，此种所谓反共的“诚言”，绝无效果。最后，评论反唇相讥：今外人在沪到处张贴《诚言》，实属徒劳之举，不如改贴于伦敦大街，易其言曰：“诚言：欲免中国之赤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25)刊登《诚言》广告的两家报纸，最终在舆论与同行的“罢报”制裁下，被迫公开道歉、刊文辟谣并接受罚款。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英人的气焰。惨案发生时，基于工部局的威权，上海报刊多不敢言，以今视昔，相去何止以道里计!客观地说，上述陈独秀愤激质疑新闻界的人格何在，至此当可释怀矣，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继续可议之处。 6月7日，即五卅惨案发生一周之后，老报人孙伏园不无兴奋地写道：“这几天的报纸上，一版，两版，三版……载满了上海事件的新闻”，列强可以在我国土上随意杀人，这令我痛苦；“但是，我却在无意中得到了苦痛中的快乐。这就是报纸上原有的关于内争的新闻几乎没有了”，“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26)他不是不知道没有内争的新闻，不等于没有内争的事实，但他仍感到“苦痛中的快乐”，原因即在于，他欣慰地看到了工商学各界终于第一次携手结成反帝统一战线，而作为知识界重要一翼的新闻界，则全力以赴投身运动，为国人的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舆论阵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