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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界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五卅后，各地声援团体纷起，若雨后春笋，京沪教育界尤为活跃。 上海教育界一开始是江苏省教育会最为活跃。五卅当天，它即致电江苏省长，要求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以平民愤而保国权。5月31日，其又致交涉公署函，重申这一点。6月2日，由它发起成立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是为上海教育界在运动中最初成立的教职员团体，包括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近40所学校在内。徐谦、张君劢、张东荪、朱经农、刘海粟等各界名流多有加入。但江苏省教育会很快便趋消极，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初由徐谦任主席，后稳健派担心五卅运动过趋激烈，即行改组，推张君劢为主席。这引起部分激进教职员不满，沈雁冰、杨贤江等另成立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前者以学校为单位，后者则以个人为单位，会员以年轻的中学教职员为主。两会并存，是沪上教育界的主要团体。 北京教育界向来颇具势力，国立八校、私立五校和中小学校等，都各有组织。6月初，由包括国立、私立及教会学校在内的140多所大中小学组成的北京各校校长教职员联合会，发起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联合会(以下简称“教援会”)，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为主席，与学生各校沪案后援会(以下简称“生援会”)相对应。该会是北京教育界的中坚社团，由它发起成立的北京各界联席会议，更是北京最具影响力的跨界联合体。京沪相较，有一明显差异：在上海，由总工会、学联会、全国学总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五团体组成的工商学界联合会，是运动的领导核心；但是，北京由于工商界滞后，没有出现类似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这样的核心机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团体构成了两大主力，二者携手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教职员投身爱国运动，其热情与真诚，多令人感动。各校办学经费长期短缺，五卅前夕为金佛郎案项下经费的分配问题，各国立学校曾争得不亦乐乎，是人所共知的。与此相应，欠薪严重，教职员生活艰难。但惨案发生后，不仅各校教职员纷纷捐薪，即各校当局也一反常态，形成共识，主张教育界共同捐出部分教育经费。北京教育界议决，主动要求财政部将第二批金款教育费50万元项下，拨出25万元支持上海罢工。(27)东南大学教授会则通电学校驻京代表及北京国立八校等京内外各校，提议将金佛郎案项下150万元，移充救济失业工人。为表示诚意，通过驻京代表，谒教育、财政两部，“请先将本校此次应领之四万余元，立即汇上海中国银行，转上海总商会，以便支配救济”。(28)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一度陷入内部纷争的东南大学教授会能做出这样的义举，足见其深明大义。许多学者平日埋首故书，心无旁骛，现在却主动走出书斋，或撰文呐喊，或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孙伏园说，钱玄同先生“以一个极端主张思想自由的学者”，这回也出来撰写评论，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做起‘国民十足’的文字来”；“其他如顾颉刚先生向来是线装书，线装书，线装书里面钻着”，关心的只是学术，这回却出其研究民俗的学力，动手撰写通俗易懂的传单，实让人肃然起敬。(29)其实，顾颉刚还加入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团，被举为出版股主任，《京报副刊》与救国团合作的《救国特刊》共16期，就是由他主编的。他亲撰的文章约有20篇之多。(30)一个沉缅于学术，不愿浪费一分钟时间的著名学者，竟能如此投身运动，亲力亲为，不难想见他表现出了多么高的热情。吴宓也是一位平日钟情学术而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由《晨报》社与清华大学学生会共同编辑出版的《五卅痛史》一书的初稿，正是由吴宓、朱彬元两位教授指导张荫麟、林同济等四位学生编辑而成。(31)1925年6月8日，《晨报》报道“全城若狂之各界雪耻运动”，内有一节标题是“大学教授同时奋起”：“京中各大学教授连日为沪案纷纷集会，极为忙碌。”11日的报道“二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内有“大学教授随队游行”一节，其中写到，是日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游行者不下数十人。大雨来时，年高体弱者多相率归去，而随大队继续前行仍有多人。“当冰雹交加狂风怒吹之际，记者犹见该校教授周鲠生、徐炳昶、张竞生、李书华、颜任光等，追随示威队伍奋勇而前也。”(32)是日，钱玄同也参加了游行。凑巧的是，同日吴虞在大栅栏，也赶上国民大会散场，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感人的一幕：“予停车让之。男女学生周身皆水湿，仍高呼经济绝交不止，予几为堕泪。徐旭生、戴夷乘同学生步行泥途中，甚可感也。”(33) 《时事新报》记者曾报道“北京各界对五卅案之愤激，较沪上为尤烈”，(34)这一观察是对的，它同时即肯定了北京教育界(知识界)的强硬与激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25年6月3日，北京大学教授第一次特开紧急会议，决定致函外交总长，提出英国公使退出中国并由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租界保护国人的强硬要求；(35)7日，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发表宣言，提出八项要求，其中，除了要求政府出兵租界、严重交涉及要求惩凶、赔偿、谢罪以及英日公使退出中国、对两国经济绝交等外，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各国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租界及租地，撤销领事裁判权。”(36)上述这些主张实际上已经囊括在整个五卅运动中各界所提出的全部要求。(37)不仅如此，如果注意到他们明确提出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较之中共于6月5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同样主张，仅晚了两天；而北京大学教援会曾分电上海总商会及上海交涉员并外交部，表示不满意该商会将原先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对英交涉17项条件改为13项条件，有失软弱，“并说明沪案系全国问题，非上海一隅问题，警告其不得希图苟且了事，致贻国家耻辱”；北京各校教援会代表、民国大学校长雷殷到沪与各界联络，也提出同样的批评，(38)那么人们便不能不对北京教育界之愤激与强硬刮目相看。 不过，包括两地新闻、教育界在内，整个知识界从一开始便在如何认识五卅惨案性质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