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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界的奋起：从陈独秀的愤激到孙伏园“苦痛中的快乐” 自有了现代报刊杂志之后，近代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新闻界的参与并借重于它的舆论推动。也唯其如此，在五卅运动中，报刊新闻界的作为，自然首先成为考察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维度。 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具有必然性；但作为重大事变本身，又具突发的性质。报刊新闻界对其反映有一个从惊恐漠然，到愤然而起的短暂转变过程。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城市，报界虽称发达，舆论却是基本被殖民者所控制，言论并不自由。惨案发生前不久，陶孟和在《在上海的几个印象》中即指出，“上海已不是中国人的都市”，“上海的中国大报纸并不代表上海的舆论，至少也不能影响上海的舆论”。⑤惨案发生后，西报一味渲染所谓民众的“排外”、“赤化”，对于华人揭露真相的文章一律拒载。故有人只好将文章匿名寄到数千里外的北京发表。⑥上海日报公会通告沪上各报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惨案问题，但意见不一，会后由《申报》将公告小样送各报同时发表，最终竟无一家肯登。⑦实际上，自顾正红案以来，各报都噤若寒蝉，1925年5月31日，上海各报对五卅惨案虽有报道，但都无非口将言而嗫嚅。所以，《国闻周报》有文评论说：“这几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报纸的冷静，几几乎是反比例”，“上海报界之冷静，正和乡下人不敢得罪乡约们的情形一样，却是越可见静穆的悲哀，才真是彻骨的苦痛”。⑧而陈独秀的愤激也不无道理：“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⑨他因之感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勇猛的先锋，唯有热血可敬的学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5月31日，潘公展、戈公振等在上海记者联欢会例会上，除报告案情外，即临时动议一致表示公愤。会议最后推陈布雷、张静庐、戈公振等致电外交部上海交涉员力争，又致函各地新闻记者采取一致行动。⑩自6月1日起，沪上报纸开始竞相以大篇幅报道惨案真相及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浪潮，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这表明新闻界开始走出“静穆的悲哀”，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之中。只需查看《申报》与《时事新报》1日的时评，便不难发现，前后相较，两家报纸的态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这并不足奇。当时有人感叹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能齐心协力：“这回的运动普遍性了，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在暗中帮助似的”。(11)这种所谓“不可思议的力”，就是民族主义。张国焘曾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12)英帝国主义者不仅制造了五卅惨案，而且在随后几天中，又肆无忌惮连续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这犹如火上浇油，令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愈益迸发，不可遏止。强大的民族主义影响力，对于新闻界绝大多数同仁来说，同样“也是超过一切的”。这也表明，西报操纵上海舆论掩盖真相的局面，被打破了。 由于地缘关系，北京主要报纸于1925年6月1日才开始报道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较上海报纸晚一天，但从一开始便较后者更为愤激。《京报》1日据路透社电报道五卅惨案失实，次日，社长邵飘萍亲撰社论《外人枪杀学生多名巨案》，予以辩驳澄清。(13)3日，他再发社论《帝国主义者激成大风潮而后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较许多人更早尖锐地指出，学生是为不平等条约而牺牲，故“须知共戴天之仇，亡国灭种之敌，即此不平等条约是也”。(14)这引起了外人注意，故有天津《华北明星报》发表《〈京报〉袒护暴动学生》一文，对邵飘萍施以攻击。(15)《晨报》1日发表题为《惨无人道之英人》的社论，义正辞严。3日又发表社论《举国一致对英日》。11日的社论《再告各友邦》，则径直提出要求各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我国固有之国权”的主张。(16)《晨报》不仅比同属研究系的上海《时事新报》激进，而且它的许多新闻报道，写得深入、感人和富有气势，即在当时众多的报刊中也是独具特色的。《语丝》、《现代评论》与《猛进》，分别都是北京大学教授编辑的著名周刊，它们都为这场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评论说：“《猛进》里面的社员在各方面做实际的活动不消说了。除了实际活动及撰文评论鼓吹以外，他们还在各街上遍贴大字布告，劝人速向正金汇丰银行提存兑现，并隔两日出一沪事特刊等等。《现代评论》里也有许多时事短评，社员做实际活动的更不少。”他特别提到，《语丝》向来重思想评论，对于一般报刊以为政治社会大问题而于思想无大关系者，大抵不加评论；但“这回却破例”，积极投身其间，“我们可以想见上海事件对于我国前途的重要了”。(17)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评论》受人诟病，主要原因在于太过“公允”、“平和”，但实际上其民族主义情怀，一样难以掩抑。对于北京国民大会，它的短评写道：“这次天安门的国民大会，不独是北京市民莫大的光荣，并且是中国人心未死的一个铁证”，“普通市民扶老携幼在大雨中整队游行，勇气百倍，道旁观众为之感泣，我们对于如此热心爱国的民众，表示十分的敬意。”(18)如此真诚的敬意，表明作者与编辑业已深深地融入了爱国运动之中，后人当有同情的理解。 上海与北京新闻界都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以团体形式分别加入两地的爱国运动。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体现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是必须提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