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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研究(12)


    从教团青岛市分会所制定的章程草案看,其基本条款虽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各省特别市分会简章》为模板,在个别地方亦有重要改动,如宗旨原分会简章是“本分会以联合……所有各教会,共同担负传扬福音之使命,本自治自养自传之精神,以建设中华民族之本色统一教会为宗旨”(96),教团青岛市分会的简章在“统一教会”之后添加了“协力完成东亚新秩序”等文字。原分会简章并无有关特约委员的条款,教团青岛市分会的简章则专门列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简章之原稿本来的内容是“本分会之常委会得特约社会知名信徒为特约委员”,但被修改为“本分会之常委会得特约友邦基督教团牧师暨社会知名信徒为特约委员”(97)。这些改动和修正表明,在地方分会层次日伪方面对教会的控制更为赤裸和直接。至于教团所属各教会(堂会)成立的具体条件(98),则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所订立的《新立堂会暂行规则》差别不大。 
    教团青岛市分会成立之后,作为教团特约委员的山村好美当仍在私立礼贤中学任职,并且由市公署支取中学15级薪俸(99)。另一名特约委员吉崎忠雄牧师在1944年3月接替古川原任职于市宣传处出版物检阅室,主要是检查海通社英文通讯稿件(100),从山村好美等人的任职情况看,这些人实际具有多重身份,与日本驻青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 
    从促进会青岛市分会到教团青岛市分会的成立过程看,日本占领当局方面实际起着主导作用,分会成立与否实际由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最终决定。不过,日本方面对教会监控和改造的工作则主要是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和青岛市伪政权负责进行。从青岛市保存的大量档案资料看,无论是对教会组织本身的直接改造,还是对于教会学校、教会医疗等事业的取缔,伪青岛市公署方面都有非常周密的部署,而部署所依据的都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指令和文件。这说明,促进会和教团各地分会的成立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政治行动,而不是教会自身的自主性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日籍顾问实际上充当着日伪势力控制青岛教会的工具。至于本地教会人士,虽然难以确定是否有个体主动投靠,但整体而言基本上是配合演出,当时他们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各地分会的成立是否意味着已将所有的教会都网络无遗,全部纳入这一体系进行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从青岛市的情况看,当时除基督徒聚会处和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参加而被迫停止活动外,其他教会机构大都参与了该教团。从整个华北的情况看,似乎只有基督徒会堂经过王明道等人的抗争,获准不参加教团且能继续活动外,其他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要么被取缔禁止。以天津市为例,1943年3月,伪天津市公署即密令该市警务处,要求尚未加入教团的基督徒聚会所与附属4会堂必须马上加入教团,如果“再存观望,即予停止活动”(101)。 
    早在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筹备立案之际,日本军方为收买人心,强迫北京的英美基督教会正式将先前已被日本军管的教会产业移交中国人管理,并由中国教会代表、英美教会代表及北京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三方共同签署《契约书》和《让受契约》,并在报刊上发表消息(102)。各地分会成立之后,大体也比照此例办理(103)。不过,对于华北各地的教会学校、医院等附属产业则迟至1943年5月日军才宣布解除军事管理,由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移交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并由各地伪政权就近与日方现地机关商洽接收(104)。不过,接收过程并不顺利。以青岛市为例,直到1944年该市才出台接收的具体办法,同时成立一个由市公署职员组成的接收小组,由各局局长对口接收(105)。 
    日伪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及各地分会的目的,就是要将教会置于其控制之下,利用教团组织来监控基督徒,麻痹中国教牧及信徒的抗日意志。天津市教团曾多次举行举办所谓“和平祈祷”大会,利用一些信徒的“非战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善良意愿,来混淆其思想,使其“不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了支持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天津市教团还号召信徒“献铜献铁”(106)。北京市教团则参加了由伪市政府社会局举办的“宗教团体协力食料增产运动”讲习会,并承担具体的隙地种植任务(107)。为了真正从思想上控制教会,培养驯服于日伪政权的传道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划成立中央神学院、地方基督教学院和道学馆三级神学院,不过这项工作直到日本投降也没能完成。此外,教团还组织了教会现状的调查统计、教会宪章起草、教友赈济及巡视布道工作(108)。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和人力有限,日伪方面对教团的控制主要在总会和各级分会层面,至于具体的会堂层面则很少触及,因此各教会原有的宗派体制只是形式上受到冲击,但在实际上尤其是基层仍得以保留,并未实现真正的“合一”,这是战后英美基督教会能够重返中国,再度顺利接管教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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