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研究(1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9 《文史哲》2014年第5期 胡卫清 参加讨论
四、馀论 从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及其分支机构的成立和运作看，毫无疑问，侵华日军及其相关机构在其中发挥了主导和关键性的作用。伪政权尤其是华北政务委员内务总署在其中则起到很重要的组织实施作用。尽管当时每一级伪政府机构中几乎都有日方的顾问和辅佐官，是实际的操纵者，但幕后的操控毕竟不能代替前台的表演。作为一种殖民地常见的政治模式，代理人机制不仅能很好地贯彻占领军的政治意图，而且能起到缓解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紧张对立的作用。尤其是当占领者力图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企图重新建构自己身份时，当地代理人的主动配合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日方对华北基督教会的目标就是施加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相当直接和粗暴的，不过为达到该目标日方建立的话语体系却相当技巧和精致，其中强调教会“自立”是其中心内容，但如何让这套话语体系被人接受，则需要一整套的实施机制。在这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起到了重要的连接和转换作用，其适度的身份掩饰和本土性话语策略很好地迎合了教会人士的心理，而现实的权力机制则为其监控和改造教会的实施提供了有效威慑。 代理人机制其实是分层次的，伪政权机构固然是一种强制性的代理机制，而建立日本式的教团对教会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代理机制，因为不加入者不允许存在和活动。这种带有较强民间色彩的社团机构既可以很好地履行职责，主动配合华北日军的思想战，又不至招致内部太强烈的反感，因为教团的负责人毕竟是各教会的领袖，日籍特约委员多数时候都居于幕后。对于教团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言，教会人士可以通过延续20世纪20年代的自立和合一的传统论述方式为其找到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可以配合日方“移交”教产的行动为摆脱所谓英美的文化奴役提供现实的证据。至于日方强力植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则可以以本色化和东方本位文化来解读。总之，在充分彰显“自立”、“合一”和“本色化”这些教会传统理念的符号意义时，又为其注入新内容，赋予新的意义，这样参加伪内务总署的训练班虽然不光彩，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从实际情况看，越到教会基层，教会人士所能感受到的理念与现实的张力越小，签署悔改誓约书，为日军阵亡将士祈祷等象征性行动也都可以接受，在这种情形下日伪对地方教会的监控与改造自然就更为直接和严厉。 在日军占领的严酷现实面前，教会人士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如以国家认同的尺度来衡量沦陷区教会人士，这自然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苛求。然当日军撤离之后，教会人士对自身历史的适度回望也许仍有其意义之所在。教会如何既因应时代，又不为潮流所裹挟而随波逐流，真正成为社会的重心所在，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