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近代思想史着重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思潮研究
    （一）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五四”研究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主要选录了1840-1949年间在中国启蒙思潮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文章，并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研究分析，勾画出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走向和特点，比较客观地评述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丁守和在全书“绪论”中指出：启蒙思想是与近代的民主和科学紧密相联的，民主和科学是近代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五四”前的早期启蒙运动，表现出了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的特点：一是为救国的需要而启蒙，视启蒙为救亡的手段，强调的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开议会等政治变革，而不是强调个性自由和解放，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认识不够；二是当时提出的民主都与传统的“治国策”相联系，采取的是借古喻今、以今附古的做法。“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才真正成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不仅强调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且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儒家的尊卑贵贱、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及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启蒙思潮影响巨大，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新文化运动很快转为救亡运动。“五四”后的启蒙运动始终与革命的主体相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仍然在不同领域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也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实际上仍在进行着思想启蒙工作。（注：参见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绪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五四”运动后启蒙运动的历史走向，是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的问题。左玉河对“五四”后的启蒙运动作了总体上的考察后认为，“五四”后的启蒙运动，呈现出低潮、复兴、高涨、消寂、再复苏直到终结的演变历程。从总体上说，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以后的启蒙思潮，是“五四”启蒙高潮的继续和发展，是沿着“五四”的历史惯性演进着。由于“五四”后中国社会的主题已经不是思想启蒙，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旧政府，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武装革命与民族救亡，是历史的主旋律，启蒙只是历史的次流，是从属于革命与救亡需要的。他通过对“五四”后启蒙思潮的分析和总体考察，认为“五四”后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明显特点，一是始终与现实的政治情况相联系，是受现实政治及社会上诸多复古逆流刺激而成的；二是受现实环境影响颇大，受到民族危机、救亡运动的冲击明显，启蒙的呼声往往被更强劲的救亡浪潮淹没。“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的现状，决定了“五四”后中国启蒙运动必然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命运。（注：《“五四”后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走向及命运》，《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前言”。）
    有人从分析思想的“典范形式”入手，对20世纪上半期大众启蒙运动作了分析。周训芳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启蒙运动中有三种思想的“典范形式”，即封建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三种社会制度取向，即封建主义取向、资本主义取向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是当时中国大众在社会制度取向上的思想文化特征。20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的功绩在于：使大众初步认清了实践于中国现代社会中传统观念及各种外来观念的面目，最终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带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注：《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与社会制度取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二）重新估价“社会主义论战”
    对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近年来人们对这场论战进行了重新认识，观点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胡绳早在1997年就在《百年潮》上著文指出，应该对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张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左玉河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坚持建立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对中国国情问题认识的普遍忽视，如对于张东荪提出的“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反驳不力、论证不足等。二、张东荪等人在世界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时代，仍然要走资本主义，仍坚持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背向于当时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趋势。然而，应该看到，张东荪等人的见解虽然从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和精辟的见解，如发展实业的观点，对中国国情的某些分析和判断等。更重要的是，张东荪向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论价值的理论问题：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实际上整整困扰了中国此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三、从其实际影响上看，论战双方多少都接受了对方的一些观点，认识到自己理论和主张上的某些不足，此后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某些修正和补充，使自身的观点更合乎实际、更严密、更“圆满”。论战的双方各自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这自然造成了此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以陈、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走“俄国人的路”，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肇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梁、张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坚定地走“德国式”道路，接受并信仰温和的社会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鼓吹者和践行者。（注：《张东荪传》第四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丁伟志通过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总体考察，也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见解。他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所提出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实业、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只是他们不懂得只有谋取到国家的独立主权，中国资本主义才可能得到发展。他们又极为惧怕民主革命的爆发，所以他们消极企盼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主张，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取得任何实效。至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认定在当时的中国就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则是不合当时中国国情实际的、无法实行的主张。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个答案只能逐步在革命的实践中寻找；而最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不是拒绝革命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而是全力以赴投身于新的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当年看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校正了早年的误识，找到了新民主主义这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注：《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