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曾花大力气对它进行严厉批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一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随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认为毛泽东在其最辉煌时期（1939-1949年）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到实践坚定、彻底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但在建国以后，他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参加过毛泽东著作整理的资深社会科学家，胡绳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上发表了何秋耘的《清澈与幽深之交--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和温璋平的《岂能如此曲解》，《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发表了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黄如桐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等三篇文章，《百年潮》、《真理的追求》、《中流》等期刊也先后发表文章，对毛泽东是否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展开了讨论。
    沙健孙认为，关于民粹主义提法“是一个至关重要，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则意味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毛泽东视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和历史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沙文认为，胡文提出毛泽东1949年前后对民粹主义认识发生变化，但对这一变化的内在脉络没有做出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注：参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和《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中流》1999年第12期）两篇文章。）
    范庥不同意胡绳对民粹主义基本特征的概括，认为民粹主义可概括为如下三个特点：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在这三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是和民粹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反的。作者还认为将毛泽东“一穷二白”的有关论述看成民粹主义的反映缺乏根据。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说明穷与富、落后与先进等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以此提倡“要干、要革命”的精神，和民粹主义毫不相干。（注：《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
    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同意“一穷二白”的说法和民粹主义不相干，但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最典型表现是：在论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时，完全没有提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只是强调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沙健孙、范庥的有关论证不足以否定胡绳的说法。（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
    何诚肯定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民粹主义这样一个认识新视角。认为要揭示党内“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要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不能不重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铲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退一步说，民粹主义问题的提出至少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继续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注：《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胡绳文章引起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上。胡绳认为过渡时期在未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百分比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改变了“七大”及建国前后确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迅速推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出人意料”，并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一经验值得总结和反思。同时，胡绳也指出，研究这一问题，旨在总结历史经验，“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沙健孙撰文认为：新中国开篇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胡绳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这两个条件无条件等同，忘记了实现工业化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而对中国来说，必须首先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沙文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注：《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中流》1999年第12期。）
    王也扬等人认为，在建国前，毛泽东没有民粹主义思想。但在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还有待于讨论。他认为，由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凭借以往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和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性质的不够了解，造成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简单化，致使毛泽东认为大工业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超越常规地建成。这就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产生了避免走资本主义、搞所谓“穷过渡”的思想。这应该是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能不能就说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再讨论。
    （四）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
    近年来，学术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流变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人们研究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的重点及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等人）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二是清末民初的学术流派（如晚清经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进行专题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