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近代社会史突出了市政和市民社会的研究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主要涉及城市的近代化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步以来至今约10年，在已经发表的成果中，以城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功能最为突出，而市民社会和市政建设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1999年初，辽宁大学的部分研究专家围绕“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这一主题，从“城市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动”、“近代市民文化的当代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中国近代城市与市民社会诞生的特点、市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的异同、市民文化的两重性、近代市民文化的重估与借鉴，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尝试。关于上海市政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熊月之、罗苏文、周武考察了近代上海市政的沿革，指出：晚清时期，随着路政的创办，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的建立，上海已经成为各种市政设施一应俱全的近代化大都市。经过民国初期的稳步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的市政设施和管理已位居世界先进城市之列。新的市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上海的外观和空间格局，市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整体性的改善。上海的近代市政建设是租界创始于前，华界继踵于后，从道路、自来水乃至汽车、电话的创设莫不如此，租界的影响，既是一种示范效应，也造成了市政建设在租界、华界各自范围里的有序和上海全城总体布局的无序。（注：《略论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周武另文考察了晚清时期上海城市照明系统的演进、供水网络的创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市民新旧观念的冲突。他指出：上海租界当局率先引进欧美国家的市政设施以改造旧城，其中煤油灯取代油盏灯，煤气灯取代油盏灯，电灯取代煤油灯，以及自来水取代河水作为饮用水，此乃与市民生活关系极其密切的两大市政系统，但是在华界推广的过程中，遇到了民众观念的很大阻力。尽管如此，这些西方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显示的自身优越性，使上海人从排拒逐渐转向认同。（注：《晚清上海市政演进与新旧冲突--以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为中心的分析》，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罗苏文还探讨了影响长江沿岸城市市政建设的因素，主要有：传统商埠的贡献，条约口岸制度的影响，长江航运业的刺激，民国政府对市政建设的规划。（注：《近代长江沿岸城市市政建设拓展的背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食品卫生管理制度是现代城市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近代的饮食卫生，过去几乎没有像样的成果。陆文雪发表文章指出：上海在19世纪中期已经产生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萌芽，1898年上海租界工商局成立公共卫生处后，此项工作步入正规，至20世纪20-30年代，租界各项法规形成系统并推广实施，同时华界当局也开始将食品卫生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从而提高了上海卫生管理的整体水平。（注：《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刘增合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意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他考察了晚清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后指出：晚清时期创办了数百种报刊，信息内容体现了非官方的色彩，意味着当时的大众媒介已经具备了相对独立、冷眼观政、贴近市民生活的公共品格，基本上是一种游离于皇权国家之外的“舆论环境”，属于民间与官方的对话场所。尽管各报的宗旨不尽相同，但大都以进化、自由、民主、个性等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准，排挤封建国家所固守的舆论空间，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注：《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杨志刚也认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研究，不应过于集中在新式工商社团上。他在考察了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产生和培育后指出，在清末，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清政府，都把设立博物馆视为开启民智的四大公共文化设施之一；中国近代的博物馆，将国家、皇室和私人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使鉴赏文物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了民主的气息和公共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注：《博物馆与中国近代以来公共意识的拓展》，《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
    马敏考察了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后指出，晚清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直接受惠于通商口岸地区的商业革命，新的市场、新的产权和契约关系为市民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在社会等级意义上，绅商是这种市民社会的直接缔造者和操纵者。商会不仅是以绅商为主体创办的，而且也是绅商阶层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绅商以商会为中心，建立各类新式社会社团，拥有不同程度的市政建设权、商事裁判权、地方自治权，填补封建官府留下的权力空间，并日益扩大各种权力，成为一种潜在的地方性的“自治政府”。（注：《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朱英探讨了中国的商人家族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认为主要特点是家族的规模由大变小，封闭性减弱，流动性渐强；近代商人家族虽然继续保留着宗谱、族规、祠堂等传统宗族的象征性标志，以尊祖敬宗等观念作为维系本宗族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是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愈益明显。（注：《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忻平利用年鉴、上海市政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和20-30年代文艺作品等资料，揭示出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上海发生的以抗拒社会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如自杀频繁、离婚率不断上升、犯罪案发率持续攀升和丐帮、娼妓、黑社会猖狂等，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它表明了社会未能有效地带领全体成员有序地步入现代化轨道之中。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种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为上海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注：《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学术月刊》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