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跨学科研究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凸显了边缘学科的特色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质量提升的态势。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全年论文约400篇，比上年有较大增加。
    经济史研究中的第一个特点是加强了跨学科研究。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计量学、生态学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备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严立贤的《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是一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关系的力作。该文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如果不是一种出口导向或者说以国外市场为引导力；而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国内消费需求为引导力的话，它应当是以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条件的。中国近代的农业生产是衰退的，这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建立在剥夺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近代工业化难以发展，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砧上肉。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能不进行，但又难以实现，不能不剥夺农村，但农村又过于脆弱，难以为近代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
    刘佛丁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研究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历史实际运动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产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有些社会经济史著作阐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并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这些法规统统归入“反动政策”的错误观念。但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简单罗列排比历史资料的方法，因此其认识和分析难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近代经济史研究引入政治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有助于理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引人注目。马宝成引用亨廷顿“强政府”的观点，指出，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胡永佳则从改革背景及时机选择、改革重点与方式选择、改革措施与策略选择、改革成本与利益选择四个方面探讨清末新政的历史经验，从中抽象出关于改革战略与政策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注：《清末新政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从现代化的基点和改革战略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宋美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使用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即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两种反应时有变迁；就个体来讲，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反应。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才能“逼真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生根创造”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时代的要求。（注：《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和行为（1903-1927）》，《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计量学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在本年又有新的进展。刘巍、徐颖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其主要内容包括：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建立了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用Beta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注：《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赵新安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即1927-1936年的宏观税负并不是很高。（注：《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过密化”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注：《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必要，它有助于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把研究引向深入。但有些研究实证分析不足，带有模式化的倾向，则是不能提倡的。
    经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特点，是与现实相结合的倾向。李定比较了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产生的具体背景、过程、内在联系以及特点和发展前景，指出，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旧社会制度的制约，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强制的特征。目前的私营经济与过去不同。在政治上雇主与工人是平等的，国家依法保护企业主和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大部分工人不是破产的农民，而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农民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企业的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缴纳税收，余下的部分实行按资按劳再分配。企业利润的增加不仅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且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和创造显得越来越重要。私营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从开始为了谋生、赚钱，发展到追求事业发展，一些人还逐渐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自强的信念。（注：《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改革》1999年第3期。）
    胡赤弟、孙善根认为，当前的经济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道德滑坡现象。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宁波帮企业家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出现了许多具有传统美德的现代企业家。认真总结宁波帮企业家有关商业道德的认识及其实践，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商业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简论宁波帮企业家的商业道德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贺水金通过研究近代银贵银贱的规律对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指出，银贱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很多，在1931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能不断地价量齐增，国际贸易有逆差，但尚可控制，就是得银贱之赐，银价与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趋势，银价跌，出口增，银价涨，出口减。银贵银贱各有利弊。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银贱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证诸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以贬低汇率作为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的良策。这是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调整本国汇率，制定适宜的汇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注：《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