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驻外公使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夏泉探讨了早期公使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先认识到国际法重要性的一群，并在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国际法这一武器与列强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斗争，为中国挽回了某些权益，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注：《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祖金玉指出，早期驻外使节在晚清经济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提出了涉及面极广的振兴商务的思想，并提出了改革税制、企业商办等具有新色彩的见解，成为维新派思想的先声。他们还为民用企业引起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注：《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郭双林《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则对驻外使领参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这一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作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起了重要作用，还都曾自觉不自觉地与运动发生了直接联系。他们对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注：《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中日关系史研究有新的成果。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使团访问上海，冯天瑜《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对此事进行了解析。（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作者指出，这一使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局势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动画卷。作者并由此分析了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指出在日本藩士们的观感中，已不时跃动着追步西方列强，走对外扩张道路的理念。米庆余《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对近代日本侵华史的第一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对日本如何利用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台湾，在谈判中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染指台湾东部、割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以及英国如何助日促成对日有利的台事专条的签订作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研究。（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荣维木认真地考察了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对日本与华北地方当局之间先后3次达成的协议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华北当局的妥协一次比一次严重。在对华北当局为何会中日本“缓兵之计”的分析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华北当局与南京中央的关系，指出宋哲元对蒋介石心存戒虑，不仅不信蒋能真下抗日决心，还惧怕蒋以抗日名义剪灭异己。这一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华北当局应变卢沟桥事变的失策。（注：《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桑兵《近代日本留学生》研究了这一以往被中国学者所忽略的问题。他指出，从1871年起，日本便陆续派人来华留学。这些人的活动大体分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后，“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战后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彭敦文认为，它不是蒋介石个人决策的产物。通过对此前数年间国民政府的外交倾向的分析，作者指出，联合欧美来抑制日本是“济南惨案”后逐步形成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已与国联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求助于国联乃自然之举。而国联对中国的申诉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从而使依赖国联成为国民政府的更为稳定的政策。（注：《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对于1932年的中苏复交谈判，以往只注意到颜惠庆和王曾思这两条渠道。金光耀利用现藏于美国的未刊档案，指出还存在着一条利用加拿大人何士进行沟通的渠道。尽管这一由顾维钧所建议的渠道未获成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顾氏提出的重在双方达成谅解的方针要比当时外交部所坚持的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更切实可行。（注：《1932年中苏复交谈判中的何士渠道》，《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沈志华综合利用俄国档案、新疆地方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对1944-1950年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期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表面上看变化无常，尤其是在与地方政府及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在鼓动独立及强调自治方面屡有重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标是保持战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注：《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对4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研究。在对近代部分的研究中，作者对战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起源、“等待尘埃落定”政策与考虑放弃台湾，以及打出遏制新中国的“台湾牌”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论析，清楚地勾画出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发展过程。杨彪充分利用美国方面所藏档案，分析了建国初期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1950年1月的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谈话曾将台湾排除于美国的安全防线之外，但国会反对派和军中保守派强烈反对放弃台湾。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以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由，美国重新将台湾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注：《美国对台湾战略决策的历史转折（1949-1950）》，《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转变相类似，从抗战后期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李晔指出，它经历了一个从侧重“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到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秘密参与谋划制造“西藏独立”的过程。在1949年前虽不乏干涉西藏的意图，但支持国民政府更具战略意义，因此支持西藏独立未形成主要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便正式出台。（注：《1942-1951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转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加强。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一直缺少研究。樊书华利用哈佛大学新近公开的档案，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已发表的《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和《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对燕京学社的缘起和建立过程作了清楚的描述。（注：分别见《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曹增友系统地研究了传教士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火器制造、地理学、地矿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及医学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诱发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变革。作者同时指出，传教士保守的宗教观念和强烈的传教目的，也影响了他们对科学的把握，一些人甚至成为殖民主义侵略活动的工具。（注：《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年）研究了监理会教育政策的发展。作者指出它的教育对象有一个从社会边缘人物向主流社会发展的过程，它在建立三级教育体制、实现教育的专业化上取得了成功，但它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以往关于外国在华传教的研究，对日本的传教活动甚少涉及。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填补了这一空缺。作者指出，以净土真宗为首的佛教各宗派曾在近代中国获得广泛的发展。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西方诸教不同，且其教义的“入世”性质也与中国佛教相异，其本质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敌视中国。（注：胡卫清和忻平二文，均见《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