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是1999年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引人瞩目的成果。这套丛书集合了国内30多位中青年研究者，对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30个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别研究，用以推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经过多年的组织和研究，1999年先后出版了《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陈垣学术思想评传》、《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等10多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套学术思想评传的特点在于：一是注意梳理学者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弄清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二是注意深入分析学者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界定其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刘俐娜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研究，首先对顾氏一生的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作了宏观的概述，然后具体分析了其学术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来源，注意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中，评判顾氏学术思想的贡献和价值，界定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力争将顾氏学术思想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了。刘大年集10年精力，在去世前完成并发表的《评近代经学》一文，是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作者系统地考察并阐明了古文和今文经学在近代的传播、衰落直至末路的历史过程，指出近代经学的状况、地位和作用迅速演变，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孔子学说的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惟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主要发展”。（注：《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这是针对现实需要对近代经学做出的第一个透彻的研究，引起学术界注意。罗志田致力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等一组文章，这些文章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为名结集出版。在研究过程中，罗志田特别关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于揭示并说明“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即：注意研究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错位，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等问题。（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朱汉国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考察“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转型问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其特征为“学术旨趣的多元化、学术分类的专门化、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的通俗化”，而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创建，迈开了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步伐，其成就影响了几代学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此外，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桑兵的《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岂之、方光华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的中西兼容》（《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胡逢祥的《“五四”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5期）等，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章。
    当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成果与清末民初学术转型这一异常重要课题的学术价值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现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多没有勾画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历史轨迹，更没有对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加以研究，仍偏重于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派的专题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学术基础的差异（如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或宋学的学术流派不同），因而在融合中西、建立现代学术范式方面显然各具特色，乃至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不同学术路径演变而成的现代学术都会有所不同，因而这方面仍有许多领域需要开垦。
    八、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领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和国情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指导。
    实际上，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和主流。唯物史观在我国取得如此高的指导地位，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奋斗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证明。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史学界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史坛上也占据着不容轻视的重要地位。应该说，直到目前，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依然是史学界的主流思潮。唯心史观的影响在史学界一直存在，但不是主流。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掌握已经完全成熟了，对唯物史观本身内部结构中的许多问题都不需要去探讨了。事实表明，进一步丰富、完善唯物史观的理论构架，依然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工作。然而，也不能因为唯物史观有需要完善以及还可探讨的地方就从整体上将其全盘否掉。
    自80年代初以来，否定甚至摒弃唯物史观的思潮始终没有停止过。这种思潮，发展到世纪之末，又有新的表现和特点。有人甚至公开地对唯物史观予以抨击，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当代史学予以否定。这些抨击和否定不是局部的，是全盘的系统的。对这样的动向，有些史学家自觉地进行回应，发表过一些颇有理论深度的论文。但是，更多的史学家还是停留在消极抵制的范围里。仅仅进行消极抵制显然不够，因为那样就给其言论的泛滥无意中释放了空间和阵地，并给对方造成软弱甚至默许的错觉。1999年，从史学理论方面反对唯物史观的论文，以署名雷戈的文章最为典型。这位作者边续几年在国内的地方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史学理论文章，不加掩饰地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心腹之患”，要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史学进行“解构”。雷戈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旧史学”的一部分，要建立“克服”并“超越”这些“旧史学”的“新史学”，建立“本体论的”“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就需要从历史观到认识论，从史学概论到史学思想，从史学观念到史学史，对唯物史观和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和“批判”，以“理性”去“限制”和“规范”唯物史观，在历史观的领域实现“多元化”。他每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