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侵华暴行与战争遗留问题仍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热点
    随着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活动的日益猖獗，关于日本侵华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继续成为热点。一年来出版的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图书中，无论是研究专著还是资料图书，涉及这一课题内容的占了多数。其中一类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主要包括《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版）、《东史郎日记》（东史郎日记编译组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李恩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步平、高晓燕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版）、《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陈景彦著，吉林人民出版社版）；另一类是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有《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袁成毅著，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浙江省崇山村侵化日军细菌战实录--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张世欣编，浙江教育出版社版）。还有一类涉及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主要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步平、王希亮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日本的战争责任》（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可称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慰安妇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发韧、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披露了一些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新史料。作者对慰安妇人数的推断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他提出，慰安妇总人数约40万人，其中中国人占了半数。但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这个目前尚存在争论的推断数字，似还缺少充分的证据。与数字统计相关的是慰安妇的界定问题。与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刘萍在《关于日军强征山西“慰安妇”的调查报告》里提出：“战时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妇女其身份较为复杂，除一部分在较为固定的、正式的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服务’外，大部分是被日军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带到其驻扎地、据点、炮楼内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这种妇女较为普遍，人数也较多。虽然她们不是在慰安所内为日军提供‘服务’，但她们被征集的目的与其前述（即在慰安所内的）妇女一样，因此，她们应当算作‘慰安妇’。”（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她强调在研究与调查中，不能忽略大量被迫害的中国农村“慰安妇”。
    关于日军生化武器的研制、施用与遗害问题，步平编著的《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除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军开发化学武器的过程和在中国战场的施用情况，还调查了毒气弹在吉林敦化的遗存现状及其对中国人民至今仍然存在着的危害，强调解决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急迫性。他在日本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还分析，这一战争遗留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与日本当年对化学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和战后美国的包庇都有很大关系。关于日军细菌战问题，《近代史资料》第96号上刊布的日本军部于1946年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引人注意。该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印证了七三一部队利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罪行，还暴露了战后日本确有掩盖细菌战罪行的举措。
    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追溯了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各次战争赔偿的历史，并重点论述了二战后有关日本向中国赔偿问题引起的纷争与中国最终放弃政府赔偿要求的过程。他提出应该总结的教训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不利于日本全民族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日本的任何非分之想无疑首当其冲将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注：《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217页。）这个观点在学术界颇具代表性。
    关于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学者藤原彰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新华文摘》和《中国日报》分别转载。），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文章提出：由于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使之模糊了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线，进而导致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日本学者津田道夫的《对自由主义史观和司马史观的批判》（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分析了“右翼理论家”“把误认的事实作为论战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指出司马辽太郎历史观的根本缺陷是回避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不承认日本对亚洲邻国有攫取领土的野心；藤冈信胜否定战争侵略性质的理由则是借口“美国的挑衅”和“美国的意图”。步平、王希亮的《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同时，介绍了日本的和平反战运动，用比较的方法展示了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历史和战争责任的两种认识的严重对立。这些围绕着历史认识方面的研究，表明了一些学者已经注意探讨战争遗留问题的形成与其至今难以解决的较深层次的原因。
    关于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研究，也受到注意。《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的一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关于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有明显的观点分歧。针对王克文关于汪伪集团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的观点，曾业英提出：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的和平与日本所需的和平，在这个问题上，否定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是不恰当的。杨天石和邵铭煌的文章，评析了重庆国民党在上海汪伪政权中的地下工作，从而打开了汪伪政权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注：曾业英：《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杨天石：《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邵铭煌：《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为例》，以上各篇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抗战初期的战略作战重心转移问题，尚存在不同观点间的争论。余子道提出：“淞沪会战开始之初，南京统帅机关并无将全国战略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至华东的决策和计划。淞沪战场后来成为全国的主战场，是由战役进程中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而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淞沪会战在实际上成为对日战争作战主要方向变换的枢纽。”他还提出，把正面战场初期作战方向的转移说成是蒋介石“战略谋算”的说法缺乏史实依据。他考证了持相反意见学者主要依据的何应钦1955年出版的《八年抗战》，指出该书比之作者1946年出版的《八年抗战之经过》增补了关于作战方针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是事后的总结，不能作为论证战时决策的依据。他还提出，大量兵力集中淞沪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且结果并未保住京沪杭地区，造成日军对华中腹地的极大威胁，这在战略上也不能被视为是成功的。（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关于花园口决堤，从抗日军事角度来看，多数人认为决堤对阻滞日军进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马仲廉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第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决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第二，日军进攻武汉计划的实施未因决堤而改变或推迟；第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决堤而全部改变；第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因此，与决堤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相比，决堤的军事价值不足称道。（注：《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余子道和马仲廉的研究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对于国民党抗战作用的评价，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有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
    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王向远撰写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日本侵华文学的专著。该书剖析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坛出现的侵略文学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影响，评介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期间，日本侵华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对侵略战争的影响。该书还对战后日本文坛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作品多是描述日本人的“受害”，并且还有一些作品发泄对战败的不满，甚至为侵略辩护。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战时日本并不存在“反战文学”，战前反战的“无产阶级作家”在战时大都“转向”。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注：1999年9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该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