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国史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受到关注
    1999年的民国史研究在平稳中发展，学界关注的重点仍在民国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黄道炫从军事形势及蒋的个人关系等诸多方面，探讨了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原因，指出蒋介石的下野与军事实力的消长、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同时也和蒋介石的个性及政治能力密切相关，退避下野，窥测风向，虽是无奈，却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注：《关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敖文蔚认为，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因而，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关于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有人提出新的评析。关志钢认为，“把新生活运动简单定性‘复古逆流’和‘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是说不通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尽管其中有不少最后未能真正贯彻，但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无疑应当肯定”。（注：《新生活运动“复古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11期。）曹艺比较了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和1939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认为蒋介石发起的这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这两个运动无论在基本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注：《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任宪雨考察了40年代末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过程，指出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主要是肯定其进步性、前进性、上升性，强调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9月会议上，毛泽东修改了对资本主义的看法，首次批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要与资本家进行斗争。9月会议是毛泽东改变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重要起点。（注：《1948年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
    9月会议毛泽东认识的改变和党内领导集体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联系的。王双梅考察了刘少奇9月会议前后的活动，认为刘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议前后开始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并在中共领导集体中，较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刘的这一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看法一致，并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发生影响。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刘少奇并没有为当时的结论所限制，接收平、津后，他经过调查研究，修正了9月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是团结对象，这一看法当时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肯定。（注：《建国前后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发展变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后来，由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发生变化，刘少奇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研究成为热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对陈独秀在中共创建时期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结论，对陈独秀和大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说。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根据共产国际有关资料指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难以避免的产物，是探索中的问题。而陈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给陈独秀戴上“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是共产国际出于政治目的和现实需要的做法，和历史的真相有很大距离。（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这些论述与传统说法不同，可能引起研究者注意。看来，继续发掘、全面利用资料，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
    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如统计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人物群体，可以打开一个新视点。汪朝光通过对抗战时期伪满政权、华中、华北伪政权、汪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结论为，就派别而言，伪政权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员、原北洋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内汪派官员；从地域分析，籍贯为辽宁、浙江、江苏、河北4省者占被统计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西南各省人数极少，西北各省则无一人，这一方面显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在地域和派别方面的不平衡性以及浓厚的分裂色彩，另一方面则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从教育背景而言，有留日经历和接受过军事教育的伪官员占相当比例，既反映出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注：《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王奇生运用政治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的县长群体为标本，以传统吏治为参照，认为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从而反映出在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注：《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孔庆泰讨论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新著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该书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为对象，将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的历史时期，依历史发展之客观时序，分为初建、展建、抗战、溃败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成一编，于编内分章叙述中央政府机构之设置与运行特点，基本制度之确立与内容演变，及地方政府机构之组建与行政制度之演变。该书不仅叙述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中公开的、一般的、于法有据的常设行政机构的建制、职能分工、职官设置、主官更迭，更注意非公开面的史料搜集，记述和揭示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中暗藏的、隐蔽的、于法无据的、非常设的、特殊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功能、性质及实际运作，是近年民国史研究领域内一部比较翔实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专著。（注：《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地方主义和地方党政纠纷一直是民国政治中的顽疾。钟声、唐森树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地方党政纠纷，指出国民党实施的地方党政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体制，国民党的派系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是党政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地方党政纠纷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及影响，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致命弱点之一。（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王续添分析了民国地方主义的成因，认为在经济上，农业经济畸形商品化形成的市场的有限扩大，成为民国地方主义的有力基础；在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方官僚资本本身则是地方主义的另一基础，地方民族资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地方主义虽有所冲击，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政治的维系；在文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中地方本位的价值取向、“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和地域文化，应是地方主义的本原和底蕴，西方文化中的联邦论、地方自治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则为地方主义提供了适乎时代的世界观、行为指南及其外包装。因此作者认为，民国地方主义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是民国时期国内外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注：《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是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统治的重要环节，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此当然也有自己的体认。邱松庆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认为尽管这些政策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较前一时期呈现更为活跃的态势，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注：《简评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田建军分析了国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举措失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没有打破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总根源--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关系，其二，国民党的阶级局限使南京政府陷入两难困境，其三，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名统实散，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最后，长期的战争使得政府减负的举措大多流于形式，甚至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即通过不断加赋以维持巨额军费的支出。（注：《试析国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举措失败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