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非常反感用“历史理论”去“指导”历史研究。他质问说，理论只是一种工具，岂有在“某某工具指导下”的道理？其实，从来没有人否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工具。但“工具”与“指导”并不矛盾，“指导”与“贴标签”更不是一码事。按指南针辨别方向，此时指南针是工具，但有指导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唯物史观是一个工具，但也是理论指导。它为史学家指明了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方向。这何以是“天大的笑话”呢？这只说明了作者的思想混乱。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历史学，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学呢？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过这种历史学吗？唯物史观开宗明义，首先就明确区分两种历史，一种是人类史，一种是自然史。只要是人类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必然以“普遍的理性”作“基础”，即便神话、传说、宗教史，也不能不以“人的理性”作为“基础”，不然就不能使人理解，不能让人接受或信仰。否定唯物的历史观，否定对“理性”的唯物主义的了解，必然是肯定唯心的历史观，肯定对“理性”的唯心主义的阐说。所谓“解构”唯物史观，从另一面说就是树立唯心史观。所以，在历史学研究中，试图摆脱理论指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当然不是要搞教条，当然不是要用唯物史观代替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任何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的解决，都要靠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光有唯物史观的教条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持的是，在唯物历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复原历史，阐释历史，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示方向，为我们今天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增加智慧。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争论问题很多，这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象征，从另方面说，可能与不同的研究者掌握资料的多少与是否全面有关，与他们的社会阅历和视点有关，也可能与他们获取的理论指导有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相关的研究者应该冷静思考、倾听不同意见、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认真思考相同的或者不同的历史背景，修正或者坚持自己的论点。学术研究、学术传统、学术观点既要坚持，也要发展、创新。没有坚持，随风而动，恐怕不成学问。不追求发展、创新，学术停留在原有的基点上，也不能成为好的学问。
    学术要发展、创新，需要借助各种研究方法。史无定法，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兼采众长，不拘一格。20年来，我们借助海外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理论，对于打开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知识，提升研究水平，都大有好处。但是，在一些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新见解、新理念和新方法，而不愿做深入扎实研究的倾向，往往以呼应海外某些时髦理论为得意，套用国外的新方法和新理念进行研究，将历史学变成了个人阐述自己思想的窗口，并不能真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增益。因此，借助各种研究方法，也要防止食洋不化、囫囵吞枣。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论文，采用国外的某种模式，却丢弃了我国历史学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这是得不偿失的。我国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指出，实证主义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历史不能套用模式。模式是历史过程终结才能概括出来的。（注：《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有的学者指出，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注：《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这样的见解值得重视。总之，理论分析必须结合实证研究，移植过来的理论方法若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也不能在中国近代史学园地生根，发展。有些域外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往往昙花一现，就是没有同中国的史学研究传统相结合的缘故。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有的学科是后起的，如近代社会史、近代社会文化史，开辟未久，前景广阔。像每一个新兴领域都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样，近代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学科，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但这样的学科，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兴起阶段，研究者各自为政，还是一种无组织状态，也未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对学科概念的认识歧义，缺乏资料建设，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因而缺乏代表学科高水平的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改进的办法，首先在于愿意投身于这些新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打好中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知识基础，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还要领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尽可能占有与论题相关的资料，在研究中细心求证，不急于成名。在学科建设上要加强组织性，有条件的单位要集中力量编纂代表学科方向的基础史料。
    我们预测在近期内，近代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实社会的丰富多彩也提出了这种需要。我们不仅需要政治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也需要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能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但在研究者的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短期内学术界不会出现质量很高的研究著作。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当前学术研究要注重学风，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要注重学风建设，要提倡执著精神、坐冷板凳精神。1999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的编辑部言论，同时刊登了若干知名学者在“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力提倡发展健康的、严肃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书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认为：近年来，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学术精品不能说没有，但平庸之作似乎更多，不仅“低水平的重复”现象在在皆是，更为严重的是抄袭、拼凑之作有之，胡编乱造之作亦有之。在此情况下，优秀书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然而，学术书评的现状却十分令人失望，各类传媒所发表的众多近代史书评，固然不乏严肃认真之作，但捧场应酬之作也不在少数。有些书评作者，既未认真研读所评之书，又无足够的相关知识，却要自充里手行家，动辄曰“填补空白”、“开辟了新领域”，是什么“力作”、“华章”，空话、套话连篇，几同街头招贴。这样的书评，对学术精品起不到推介作用，对伪劣之作也起不到揭露作用，而且本身还难免成为伪劣产品的一种。学术书评的落后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严重关注和忧患。（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编辑部言论和许多学者的发言，指出了当前书评界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学风问题，是不踏实的学风与浮躁心态结合的产物。它暴露了书评中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问题。我们的出版界、各种学术杂志、大众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史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个专门的学术园地，大力呼吁、推动健康的学术书评，希望引起学者们注意，也希望产生好的效果。
    1999年是新中国建立50周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为此组织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领域各学科50年研究状况的回顾与评述的文章，出版了“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同时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大，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约60万字），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意和好评。上述的专辑和书中的各评述文章，代表各位学者的观察，可能有不同见解，但是，对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各领域的状况做出一个回顾，还是有价值的。这对于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了解学界状况，确定今后研究方向，显然会起到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