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也提到增加消费对扩大就业的作用：“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69页。）至魏源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俭奢崇黜应区别对待，帝王与贫民应崇俭，而富民则应崇奢，“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建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使吝啬于一已也。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认识到尚奢只能局限于“富民”，这样会刺激生产与服务行业（注：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73页。）。
    （三）对积极从事工商业、追求财富利益的肯定，认为其与奢侈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
    上文指出，在明清人的传统观念中，奢俭之别常常考虑到、甚至包含有人们的择业方向，对是否过多地从事工商业及对财利的热衷与追求持批评态度。但是从明代中期以来，民间追求财利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迩年以来，婚娶论财，丧葬奢靡……求妇聘女之徒，但问富家，其门第清白渐不论也，人情轻贤而重利若此”（注：嘉靖《翼城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经商之盛在一些地区十分突出， 甚至弃儒而就贾，士人、官僚经商在一些地区也比较显著，泾县在成化之前，“鲜事商贾，尤贱工作”。然而至嘉靖年间，“商贾亦远出他境”。乾隆时期，“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且韦带之士，往往名登庠序而躬竞锥刀。良由井疆如故，户口日繁，人满为虞，则谋生是亟，固其所也”（注：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引成化、嘉靖与乾隆（钱）志。）。万历《冠县志》卷一也说“冠盖之家公然为商贾之行”。云霄县志说当地“有理学之儒、有气节之儒、有文学事功之儒，最下名利之儒极矣”（注：嘉庆《云霄县志》卷3《民风》。）。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在一些地区已成时尚，南靖县“山居之民，种苎麻、竹、蔗，高下瘠地皆宜，取值颇多，俗尤尚之”（注：乾隆《南靖县（姚）志》卷2《风土志》，乾隆八年刊。）。在此形势下出现对从商言利的肯定，认为工商也是本业，明人赵南星说：“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注：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4《贺李汝立应科举序》，崇祯十一年刊本。）王阳明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国之所及者而业焉。”（注：王阳明：《阳明全书》卷25《节庵方公墓表》，四库备要本。）士农工商并无质的差别，商人地位得到提高（注：余英时指出：尽管我们在明代以前找到商人活跃的事实，甚至清代中叶以后仍有轻商的言论，然而新四民论即商人地位的上升在16世纪开始显现。有关从私人文集资料来说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请参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54-373页）。）。
    在不少地方志中，虽对从商言利有所贬斥，却未将其归之于奢侈。如山西汾阳县“民遂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注：康熙《汾阳县志》卷4《风俗》引知府赵乔年《风俗利弊说略》。）。龙溪县“邑地瘠卤，恒仰食于他郡，火耕水耨之夫，终岁勤劬，犹苦贫，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田渐少而粟弥匮乏，几何其不枵腹耶。邑工号最朴，近则纱绒之利不胫而走，机杼轧轧之声相闻，非尽出于女手也；木工圬者竞为雕梁朱甍，以负妍斗巧，细至垆镌缝纫之属，亦争能角技，厚取值焉。大商巨贾，握算持筹，以外洋为膻壑，危樯高舰出没驶风激浪中，脂腻所归，无所畏苦，而酒削卖浆者流，来自外郡，刀锥之末，亦足自豪。末富则病农，此之谓矣”（注：乾隆《龙溪县志》卷10《风俗》，光绪五年增补重刻本。）。有的地方志将工商之众视为合理现象，如弘治《句容县志》说，“因地窄人稠，于勤农之外，商贾工艺尤众，家多富饶，而文物颇盛，人皆以京畿首县称之”，并未对从事工商业予以谴责（注：弘治《句容县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更值得注意的是， 与传统的视工商为末业、工商业者导致奢侈之风不同，有的地方志认为不仅士农工商均是客观存在的行业，而且商人群体并不见得一家炫耀奢侈，“农贾工作之徒，皆著本业，不以奢侈华丽为事”（注：康熙《会稽县志》卷7《风俗志》。）。绍兴府“有陂池灌溉之利，丝布鱼盐之饶，其商贾工作，皆习简朴，不华丽”（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90《绍兴府风俗考》，第16566页。）。嘉庆《涉县志》，“西人善贾，涉民慕之，远出逐什一之利，苏杭关东无不至”，然当地“虽富室无华构”，“今俗尚虽浮靡，而此乡愿朴如故”（注：嘉庆《涉县志》卷1《疆域志·风土》。）。
    （四）虽然奢靡观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某些传统观念仍继续保持。“奢靡”观念的相对变化体现出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有限性。
    首先，对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继续肯定。在明清人奢靡观念的变化中，提倡或放任奢侈是有条件的。如陆楫说：“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也就是“因俗而治”。魏源也说“禁奢崇俭”，“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这些人包括地方志的作者均强调奢侈与生活水平提高、物产丰盈、经济发达以及个人经济状况优越这一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但关于奢侈对个人、家庭的危害也有明确的认识。如魏世傚说，“奢者之靡其财也，害在身”，“而暴殄天物，僭礼逾法，害身而丧家。或则其子孙受之，饥寒流离，以至于死，故曰：害在身”（注：以上资料出处参前揭文。）。顾公燮说：“况此种暴殄之徒，率皆骄盈矜夸，不知稼穑艰难，使必定以限制不得逾越，势必归于嫖赌一途，是外虽不奢华，而其实比奢华尤甚”（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钞》卷上《苏俗奢靡》，上海涵芬楼秘笈本。关于此，可参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从相对的意义上讲，存在着“崇奢黜俭”；而从普遍的意义而言，则是“崇奢”未必“黜俭”，与前述乾隆《清泉县志》对稍许奢华“可无奢而示俭之虞”形成鲜明对比。浦城县志主张对于民间普遍的过多消费保持警惕，“婚嫁竞华侈，庆唁颇逾礼，生女多不育，疾病缓于延医，急于巫祝，居丧作佛事，所费不赀，信堪舆家言，停柩或十数年不葬。示俭示礼，是在主持风教者”（注：嘉庆《浦城县志》卷6《风俗》，引顺治县志。）。主张对于家庭而言，个人收入与消费必须相适应，否定不顾个人收入的一味消费。
    其次，对片面追求财利予以否定，“重利”而不“轻义”，重视工商而并不轻视士农。在地方志中，对于重利忘义行为予以谴责：“按今时婚嫁皆以为重事，然古之重重在承先，今之重重在夸俗，故以多仪为尚，岂知极盛难继，而偶缺又易召嫌，以致婚媾仇仇，骨肉参商，皆言利实始之”（注：乾隆《诸暨县志》卷9《风俗》，乾隆三十八年刊本。）。乾隆《蒲州府志》说：“所为俭者，贫富之隔，秦越视其亲戚者有焉，锱铢之较，财贿重于性命者有焉，乃至千金之子，躬田耜而不休，封君之家，同后门以自觳，作劳不顾其迫，处己莫知其余”（注：乾隆《蒲州府志》卷3《风俗》，乾隆十九年刊本。 该志对人们过多从事工商业有一定的否定看法，“郡俗以勤俭闻者久矣。然其所为勤者，或逐刀锥于末富，而力不尽乎田蚕，计不知乎树畜。幸岁一获，则妇子饱食而嬉，丈夫负柱而息”。）。明人中后期以来，工商业得到肯定，但不管是赵南星所说的工商与农业一样也是本业，还是王阳明所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均是肯定工商业（者）的地位与重要性，没有将其凌驾于士农之上，重视工商并不是要全部放弃治学入仕与经营农业。而且即使就工商业者地位变化的认同而言也有一定限度，姚世锡记载严我斯在一次聚会中的行为就颇为典型，“严存庵（即严我斯）先生，康熙甲辰首胪，官至少宗伯……公居乡极严肃，人绵敬惮，县父母诞辰，乡士大夫制锦称觞，一市侩援例入成均，厕名其中，窃附宾馆末座，公齿爵俱尊，居首座，与者皆旧识，惟末座垂首无一语，公谛视之，大声问姓名，其人举以对，公毅然曰，此间非足下坐处，其人踉跄而去。”（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37页。）可见即使是援例入国子监，也因曾做过商业买卖，不仅自己有自卑心态，也为官宦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