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尽管礼乐之制稍有变化，但伦理纲常、等级秩序依然作为判断奢侈的关键性标准。明清时期人们并不拘泥“六礼”等规定，而是有所变通，抛弃了一些繁文缛节与消费事项。有的地方志作者认为，风俗原本因地而异，不可能整齐划一，“夫五方异习，千里殊风，民生俗尚大都勿类焉。尔君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以一道德同风俗转移化导之机，诚在上而不在下也”（注：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对迂儒拘泥《朱子家礼》，稍有不合大加底毁提出批评：“王者监于前代，斟酌损益，各成一朝之令典，或有偏州下邑，习俗所沿，要皆总其大纲，禁其太甚，使不悖于道耳。拘儒不通礼意，动引据《家礼》一书，稍有未合，则以为非，虚文诋饰，欲以移风易俗，盖亦疏矣”（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在私人文集中，据《推篷寤语》：“舆图各有所产，物性各有所宜，如橘过淮则为枳，貉逾汶则死是矣。君子之为治也亦若是。齐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过其则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齐之，把持之，则徒驱民思乱而已。”（注：法式善：《陶庐杂录》卷5引《推篷寤语》，第161页。）
    有的地方志认为不必一概遵从六经之礼，如泰兴县志尽管抱怨冠服“贵贱亡等”，但也认为“婚姻……大都男婚女嫁，视家有无，概从俗宜，不必户执六经之礼，从滋承筐刲羊之诮也”（注：康熙《泰兴县志》卷1《风俗第六》，据抄本。）。 而有的对删节相关礼仪予以肯定，于是某些礼制的具体内容已与古礼规定有所不同，“马介愍准紫阳《家礼》而节略之，著《四礼辑宜》，人多遵之，渐复古礼焉”（注：康熙《灵寿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其问名、请期、奠雁，虽大户概从节省”（注：康熙《汾阳县志》卷4《风俗》。 实际上《朱子家礼》也与古礼不同，明清时期民间对此也予以确认，“婚礼，古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朱文公酌量通俗，省去问名，合纳采，省去纳吉，合纳币，以从简便”。（康熙《开封府志》卷12《典礼》风俗附，同治二年刊本）“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也。《家礼》以问名并入纳采，以纳吉请期并入纳币，以备六礼之数，其实止纳采、纳币、亲迎三礼而已。”（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60《风俗志》引《雍正志》，嘉庆十五年刊本））。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与某事项的实际需要，举行仪式，进行消费，婚“娶之日，不亲迎，而有谓之亲迎者，婿至妇家，成合卺礼，偕妇返，无踏藁、牵红诸仪节。贫家偶行之，意在惜费，非欲复古也”（注：嘉庆《山阴县志》卷11《人民志·户口风俗》，嘉庆十一年刊本。）。“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先遣姓氏通书，次遣使及媒氏行六礼”，“庶人止用纳采纳征亲迎而简省其仪”（注：康熙《衢州府志》卷25《风俗》，光绪八年刊本。）。“古有六礼，今止纳采、纳币、请期，俗便之”（注：道光《太平县志》卷3《坊里志·风俗》。）。 “六礼等仪犹多废缺，冠礼不知三加”（注：嘉庆《枣强县志》卷6《风土志》。）。等等。
    在地方志中，虽认为某些方面的攀比求新无伤大雅，但同时认为对贱妨贵、少凌长需严加惩戒，是整顿风俗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惟治丧一节，鲜遵《家礼》，其最失者，亲方死而盛服艳饰，以临殡殓……而一二凶狠顽民，贱至于妨贵，少至于凌长，小至于加大。抑思儒绅巨族固不可以欺罔小民，而小民又可以肆其横逆、蔑视尊贵乎……锄其梗而使之不敢肆，拔其莠而使之有所惩，庶几化行俗美之首务也哉”（注：雍正《永安县志》卷3《风俗》，1940年铅印本。）。 这实际是讲风气习俗要控制在“礼”所规定的适度的范围之内。诚如封丘县志所赞扬的，“其丧婚以礼，约不至陋，丰不及靡……贫富不相耀，强弱不相侵，灾患相恤”（注：康熙《封丘县（孟）续志》卷3《风俗》， 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奢侈观念及其演变，即便是这些“小儒”与庶民百姓之间，以及其他不同阶层之间、观念与行为之间及不同的语境情况下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明代民间已出现“蔑少长之节，以势利相凌轹”等现象（注：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志·风俗》。）。“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注：弘治《上海志》卷1《疆域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文只是立足于地方志来考察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并将人们经常讨论的“大儒”的奢靡观透过“小儒”的言论加以考察分析。我们说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迁明显，奢靡的时空范围也有不少变化，这在地方志中非常明显，但方志作者奢靡观念的变化相对较少，特别是质的、关键性的变化并未出现，一些变化也还只能算作非主流观点，这也许有助于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