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地方志作者的这种奢靡观一向很少受到人们重视，而我们经常引用的某些文人的奢靡论述与此如出一辙，只是详略不同而已。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尽管顺治初年有所收敛，“然识者尚不无太侈之忧”，“及顺治季年，蔬用宋式高大酱口素白碗而以冰盘盛漆案，则一席兼数席之物，即四五人同席，总多馂余，几同暴殄”（注：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在叶氏看来，筵席食品满足餐饮即可，一味地追求丰盈精巧，不仅是奢侈浪费，甚至是暴殄天物。后来陈宏谋亦持同样观点，“宴会所以合欢，饮食止期适口，何乃争夸贵重，群尚希奇，山珍海错之中，又讲配合烹调之法，排设多品，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逞欲片时，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暴殄之孽”（注：陈宏谋：《风俗条约》，《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1684页。）。生活于乾道年间的钱泳亦将此视为“骄奢”的典型，“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还，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注：钱泳：《履园丛话》卷7《臆论·骄奢》，中华书局，1979年， 第192页。）。易宗夔也说盐商，“竞尚奢靡， 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注：易宗夔：《新世说》卷7《汰侈第三十》， 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35页。）。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范濂《云间据目抄》认为，“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509页。）。
    总之，这种超过某事项基本需要的奢靡观，贯穿于明清时期的众多地方志中，是方志作者的一般共识，明清不少私人文集对所谓“奢侈”现象的记载与评论，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认识与观念，这在人们经常引用的魏源的一段话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万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宫室之设，本庇风雨也，饮食之设，本慰饥渴也，衣裳之设，本御寒暑也，器物之设，本利日用也。风雨已庇而求轮奂，轮奂不已而竞雕藻，于是栋宇之本意亡。饥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错山海，于是饱腹之本意亡。寒暑已卫而辨章服，章服不已而尚珍奇，于是裘葛之本意亡。利用已备而贵精丽，精丽不已而尚淫巧，于是治器之本意亡。”（注：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71页。）可见魏源在这里将是否超过某事项的基本所需作为划分奢、俭的标准。
    （二）是就某事项的合理性而言，指当时官方规定或民间正统思想认为某些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如果说上述是否超过需要标准是以事项的花费多寡为核心的话，这里则又侧重事项的性质。
    如赌博嫖妓，是不正当、应禁止的活动事项。一些地方志将其视作奢靡风气的伴生现象或其表现形式之一，例如，琼州定安“颇习华靡，事赌博”（注：正德《琼州台志》卷7《风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兖州单县“成化后，俗渐奢侈，逞忿健讼，邑之东南，地接三省，势界两河，聚赌谋盗，时亦有之，迩来严禁，民渐归化”（注：万历《兖州府志》卷31《风俗》单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而某些方志作者认为奢侈风习中包括赌博则是确凿无疑的，如崇安县志即认为宿娼赌博是风尚奢淫的表现，“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袴，执事江西及汀洲（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五月后，各赍余橐，聚赌宿娼，转瞬成空，饥寒并至，鼠窃狗偷，往往而有，甚者，白昼攫金，聚啸岩穴，不可不预防也”（注：嘉庆《崇安县志》卷1《风俗》，民国年间油印本。）。 长泰县“服食器用，侈靡相高，淫佚赌博，不事生业”（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01《漳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17589页。）。这种追求衣食声色往往被作为奢侈的典型，“世禄之家用多僭侈，日以肥甘适口，绮縠饰躬，声妓自娱”（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宣化府风俗考》，第9145页。）。 在一些私人文集中亦持同样观点，如人们熟知的钱泳《履园丛话》，即以这种吃喝嫖赌的生活方式作为风尚奢靡的具体体现，“近时俗尚骄奢，挟妓饮酒，殆无虚日”（注：钱泳：《履园丛话》卷21《笑柄·镶边酒》，第566页。）。易宗夔《新世说》也认为奢侈是好声色，“吴三桂奢侈无度，后宫之选，殆及千人”（注：易宗夔：《新世说》卷7 《汰侈第三十》，第31页。）。
    骄奢淫逸、醉生梦死被纳入奢靡在今人看来倒易理解，不过在当时，一些与官方正统思想不相容的活动如迎神赛会、演戏娱乐等也被视作奢靡，与嫖妓赌博性质类似。苏州府，“吴俗信鬼崇巫，好为迎神赛会。春时搭台演戏，遍及乡城；五六月间妄言五方神降灾祲，或奉刘猛将以祈田事，广募金钱哄动闾里，郡无赖推一人为会首，毕国经营，百戏罗列，声容竞异”，被讥讽为“淫靡”（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76《苏州府风俗考》，第13856页。）。康熙《宁化县志》的作者感慨：“岁时鲜竞乎汰侈，服饰弗流于奢僭，冠婚丧祭间用古礼。噫！吾闻其语而已……启祯之交，游娼以宁为钱窟，倚门数十，不给佐觞，孟夏龙舟水过，多以小舟代园馆，鱼缕清醪，必水滨是问，二五一艇，歌笑隈渚，不以妨眉桎足为苦，而以溪风暂拂为乐……岁十二辰，而迎神之会有五，饰戏放灯，煎沸昼夜，五十年来，灯则随月更变，剪缯劈彩，撰意肖物，俨如图画，即谓甲天下可也”（注：康熙《宁化县志》卷1《风俗》，同治八年刊本。）。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 当时认为合理的在今天看来未必如此，例如康熙《诏安县志》对本县“著姓未构华堂，而经营家庙”（注：康熙《诏安县志》卷3 《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三年刊本。）表示赞赏，现在看来显然是本末倒置。
    这种属于奢侈之列的活动与事项并不局限于吃喝嫖赌等。在其他方面，例如康熙《汾阳县志》说：“乃今民间竞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媟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敝矣”（注：康熙《汾阳县志》卷4《风俗》引知府赵乔年《风俗利弊说略》，康熙六十年刊本。）。康熙《南安县志》抱怨当地丧事“多用浮屠，功果之费用数倍于祔身”（注：康熙《南安县志》卷19《杂志之二》，康熙十一年刊本。）。道光《泰安县志》说当地民风华靡夸耀时写到，“而最甚者，丧葬之靡文也，冥器刍灵，楮马俑车，备极工巧，至殡期，盛集优伶，杂以角抵，墓门棚彩，干霄入云，所费动逾千金，夫孝子仁人之用心，附身附棺，必诚必信已耳，悦人耳目奚为哉”（注：道光《泰安县志》卷2《方舆志·风俗》，同治六年刊本。）？ 认为其所花费的事项等与丧事所应禀承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仅就事项本身而言，究竟哪些事项属于奢侈之列，在明清时期的一般认识中并无完全统一的界限，但沉溺酒色等属于奢靡是毋庸置疑的。结合以上分析可见，明清人的奢靡判断中不仅包括有事项花费的多寡，而且有事项本身的合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