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私人文集也持如是看法。张翰《松窗梦语》：“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说原本“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今之世风，侈靡极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7 《风俗纪》，第140页；卷4《百工纪》，第76页。）。顾起元引明人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曰：“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5 《建业风俗记》，第170页。）奢侈与是否僭越、遵守礼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濂说：“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纪已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08页。）。姚世锡说浙江吴兴，“吾乡风俗，本尚俭朴，簪缨世胄，咸谨守礼法，无敢僭侈……”（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43页。）等等，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念。
    正因为明清时期等级性如此严明，因而不仅仅以道德舆论作为衡量与制约措施，甚至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违反者受到制裁、追究其法律责任直至给予刑事处分。明初“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成化六年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上奏：“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乞严加禁革，如有仍前僭用服饰，大张酒席者，许锦衣卫官校及巡城御史缉扑。”（注：《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康熙元年，定军民人等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三十九年……（重申）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雍正）二年，又申明……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皮、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该管官员不得举发亦如之。”（注：《清史稿》卷103《舆服二》， 中华书局，1977年。）所以地方志说某些人奢侈是违背法律，“他如田舍佣家，畜产粟稍盈，便侈衣服鼓乐，不循法度……”（注：康熙《乐会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1958年广东图书馆油印本。）
    综上所述，明清人的奢侈判断是从不同方面展开的，有时仅指上述的某一个方面，但一般情况下是综合了上述几个方面，不过最后一个方面最为关键。例如泾县县志载：“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金，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非达官不用纻丝；女勤纺绩、蚕桑，居室无大厅，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僭仿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饰金银，务华靡，喜夸诈，好刚使气，有健讼告讦者，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生女多不育，丧葬用佛事，至惑于风水，暴露经年，或縻费以葬，而于亲垄岁时祭祀，间多阙然，习随时异而莫之知也。”（注：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引《嘉靖县志》，1914年重印本。）明人何塘亦谓：“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日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两，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注：何塘：《民财空虚之弊议》，《明经世文编》卷144，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0页。）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现在的奢侈概念套用到明清人身上是不妥的。简言之，今人所谓的奢靡一般是指生活方面，而且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充其量加上了社会道德与生活方式的考量，即浪费浮华、生活淫靡。而明清时期的奢侈有时看似就经济等方面而言，而实际上其背后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身份与等级，其根本标准是是否遵从当时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其次才是道德与经济。
    二 明清人奢靡观念的演变
    近年来学者们经常论及明清奢靡现象的盛衰与扩展，注重分析其在时空方面的变化，但却忽略对奢靡观念这一问题发展变化的深层次考察。正因为从地方志来谈奢靡观念者绝少，故对这一观念变化的考察更为罕见（注：参见拙文《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这里，本文将就上述奢靡观念在明清时期的变化与某些非主流性的奢侈观念作一初步考察。为行文方便，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超过某事项实用需要与原本不应有的消费活动以及稍许炫耀攀比等得到默认与肯定，甚至不再属于奢侈之列，同时认为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而不是将消费者的心态作为成因与判断标准。
    明清时期福建的一些变化值得注意，例如万历《邵武府志》卷10《风俗》部分多次指出所属各州县所谓的奢侈状况，如泰宁县，“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然而到了清代，在与其相邻的延平府，雍正《永安县志》的观念则显著不同，认为某些方面的攀比求新，无伤大雅，“民皆务本力农，谨身节用，间有挟策出游吴越者，即炫其侈丽，不过衣服器用偶传新派，酒食宴饮颇示珍奇，土著之人罕有竞效之者，固无害于奢俭之大防也”（注：雍正《永安县志》卷3《风俗》，1940年铅印本。）。
    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以平实的语言记述此类现象，将其视为客观现实而未置褒贬之词。如：“凡宴会，主人先期折柬，届日催邀，先献茶食，乃列席，宾主献酬毕，就坐，或八簋十簋毕陈， 更洁杯斝，陈果碟，或十六或二十，富家或张乐设优，姻亲初会，尤重常会，肴馔亦十簋或八簋（乡间多用九簋），近世不拘簋数，惟以肴馔之美、器皿之精为盛。”（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风俗》，1940年重印本。）有的认为对稍许的奢华无需制止，防微杜渐大可不必，“国初兵氛胥焰，士民之蓬葺绳框、缊袍土簋犹多不给。今则室宇翚飞，而衣裳蝣楚，婚丧亦多兢耀，然风气由朴始华，尚非太甚，可无奢而示俭之虞”（注：乾隆《清泉县志》卷2 《地理志·风俗》。）。更有甚者还为不逾制的奢侈行为辩护，如嘉庆《东台县志》说：“素封之家稍事奢侈，然不至逾制也。”（注：嘉庆《东台县志》卷15《风俗》引《中十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