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攀比炫耀在婚丧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某些地方志指责当地风习奢靡的主要方面。如山西介休县的“闹丧”，“将葬前数日，遍粘讣纸，先一夕灵案前，盛陈祭品，鼓吹参灵，次晨发引，诸亲毕集，丧仗列衢，至数里而遥，祭筵或数十桌，远近观者如堵，名曰闹丧，此富贵之家奢靡相尚，虽千金不恤也”（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 《风俗》，乾隆三十五年刊本。）。广东澄海有所谓的“闹夜”，且亲朋相助，以相夸耀，“丧则裂帛散宾，盛筵款客，送葬至墓所，鼓乐优觞，通宵聚饮，谓之闹夜。旦复设膳，不惜罄财力为之，丧主不给，则亲朋代席，竞夸奢靡以为豪举”（注：乾隆《澄海县志》卷19《崇尚》。）。有些地方在婚丧方面都很突出，如晋江县“婚嫁颇尚侈观……居丧之奠，胪列豆边，高堆酢牒，亲宾飨胙，不讳醉饱，乡村下屋，亦视兹为送死大事，以不能广致新宾为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 《舆地志·风俗》，1945年铅印本。）。又如滕县，“其人竞相尚以靡侈，婚丧家用妓乐，纳采奁具殡葬之物以多为美”，“楼室车骑争为花巧而无盖藏”（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0 《兖州府风俗考》滕县，第9825页。）。
    另外，事项本身虽属必要，但其仪式不合情理或过于繁琐复杂，也被视为风气奢侈的主要方面之一，如说“丧礼靡侈，用音乐”（注：嘉靖《青州府志》卷6《地理志·风俗》引《安丘县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而诵经演戏等也与正统的丧礼相违背，对其禁止也成为整治风俗、严禁奢侈的一种方式，有资料记载：“嘉靖戊子，监察御史刘谦亨等奏，为禁奢侈以正风俗事，内开：丧葬之家，肆筵裂帛，扬幡结彩，崇僧道诵经，聚优伶为戏，恬不为怪，乞要禁革，通行天下。”（注：嘉靖《蕲州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杭县志曾说本地婚姻“习尚矜夸，华靡相耀”，“凡二姓结姻，女家先令媒妁诣男家议聘礼，始具女子庚帖，男家送聘，名出红婚；继送礼，名逑成；后又送礼，名过汤；将婚，送礼，名报日；及吉，遂豚酒，名催妆；成婚先一日，女家送奁具到男家。至日，男之父醮其男诣女家亲迎，行奠雁礼，女家迎婿立饮，与婿簪花挂红，女之父母醮其女升舆，就亲党中延男女各二，送至婿家，合卺礼成，女眷旋回，婿家设席款男眷，夜分乃散。越三日，新妇庙见，拜舅姑及家长毕，女家即邀婿女归门，并邀婿之父。次日，复邀婿之母，皆专致敬，大概烦琐而靡。”（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丧葬方面，如清泉县“处亲丧者……其奢者，作五日或七日道场，召亡交赦破狱诸科，或百日而大荐，或周年而大荐，或三年焚灵而大荐，皆用僧道”（注：乾隆《清泉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1980年衡阳市博物馆、图书馆铅印本。）。
    这种奢侈观又可以通过一些地方风俗淳朴的说明得到反映。于潜县志与济阳县志的记载就比较典型，前者说当地无浮夸之风，“衣著恒从朴素，绅士不过布衣，迩来少事华美矣。然随常家居，被褐者十居八九，妇女妆饰不尚铅华，裙布荆钗古风可见，较时俗之浮夸相去远矣”（注：嘉庆《于潜县志》卷9《风俗志》。）。后者称当地粗衣淡食， 绝无靡丽之观，“今试言其近古者，则士多敦厚自守，无斗讼武断恶习，田野男妇粗衣粝食，无浮华艳冶之态，工多椎鲁，不尚奇技淫巧，商所货，皆布帛菽粟，绝无纤靡绮丽之观，是其俭朴有余也”（注：乾隆《济阳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乾隆三十年刊本。）。 一些私人文集也持如是奢侈观，例如明人归有光认为竭力炫耀即是侈靡：“俗好偷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注：归有光：《震川集》卷11《送昆山县令朱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4页。）
    由此看来，明清人对奢侈的判断，已由事项本身进一步深入到事项的某些仪式，由对消费者行为与消费品的考察以至于考察消费者的心态。
    （五）是指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活动与服务行业，也包括在其他方面追求财利。由于工商业者往往被视作追求财利、过着奢侈生活的典型，所以在明清人的观念中，其与奢靡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注：即使以“儒而好贾”的徽商而言，对他们所谓奢侈生活的指责也不绝于书。不过方家已深刻指出，他们的绝大部分利润实际上为封建政府所掠夺，徽州盐商的所有消费只占其应得利润的极小一部分。参见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明清不少的地方志在风俗记载中大都禀承“国奢则示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这一原则（注：出自《礼记·檀弓下》。如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光绪十二年刊本；乾隆《将乐县志》卷1《风俗》，据抄本；等等。），认为当地民风若不是勤劳节俭，就是奢靡淫逸。基于此，笔者根据一些有关的直接记载可知何为“奢靡”，同时也可以知其为何“不奢靡”（当然从逻辑上而言，不能绝对地说非此即彼，但从方志风俗记载所禀承的原则与大量方志的行文思路分析，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如永春州“大概务本薄末，有豳风焉”（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邑志”，乾隆五十二年刊本。）；漳平县“其民以朴素为本分……男趋于耕，女勤于绩，皆务本，不事商贾”（注：道光《漳平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道光十年刊本。）；三河县“盖性本朴厚……不屑逐末，惟本是图……益征风俗之近古也”（注：乾隆《三河县志》卷7《风物志·风俗》，1935年重印本。）；“好务本业，不崇侈靡”（注：道光《乐至县志》卷3《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十年刊本。）；清水县“其人尚力作，急公赋，丧厚棺衾、不作佛事，约会相周，婚姻不论财、不计奁具、随家有无，民无末作，士重德行，耕牧无扰，村镇多蓄，路虽冲衢，民不知扰，号称乐土”（注：乾隆《清水县志》卷4《风俗》，乾隆六十年刊本。）。可见，是否奢靡与是否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等行业有紧密联系，不奢靡与不（过多）从事工商等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本来士农工商是当时社会的基本行业划分，既是人们的谋生手段，也是社会的基本需求，既具有合理性，也有合法性，因此一般情况下从事工商业可以为政府与社会所接受，只是要求各行各业比例“合适”，钱物获取“合情合理”即可；然而如果社会中存在过多地从事工商业、或热衷于追求财利，情况则不然。
    大量的资料反映出，奢靡与工商往往互为因果。嘉靖《邓州志》说：“闾巷之民，事淫末，习奢侈，蔑少长之节，以势利相凌轹”（注：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扬州等商人集聚之地，“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注：嘉靖《惟扬志》卷11《礼乐志》风俗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杭州百姓“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46《杭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16189页。）。介休县，乾隆时“商贾好侈”，嘉庆时县志也写到：“今物价日腾，而婚丧之用或至十倍于昔，岂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竞为奢与，抑风会所趋因而用之者”（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风俗》； 嘉庆《介休县志》卷4《风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认为工商者相竞以成奢侈之风，与当地消费风气由俭入奢不无关系。《晋江县志》说：“自逐末风胜，而敦本意衰。婚嫁颇尚侈观，而巧匠导其流，割裂缯帛，彰施采绣，雕金镂玉，以相夸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 ），将追求财利、从事工商业作为风俗浇漓侈靡的伴生现象与具体表现之一。嘉靖《丰乘》载：“然四方之人以奢相尚，丰骎骎焉易其旧矣，丽服击鲜以为常，聘者厚取采，娶者厚索奁，是末俗之务也”（注：嘉靖《丰乘》卷4《风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君子侈而崇伪，小人侈而骛利，习尚矜夸，华靡相耀，群饮狎聚，六博争呼，铢黍谁让，骨肉乖睽”（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 《昭文县志》认为风俗侈靡的内容包括一些人不从事农业而丰衣足食、甚至生活水平还高人一等，“至于衣履有铺，茶酒有铺，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亦风俗之靡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风俗》引《昭文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