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中，芬利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演说家是雅典政治必然产物的学者。他从分析雅典政治体制的直接参与特征入手，指出公民大会乃民主政治的无冕之王。它的主权地位决定了演说家、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之间的一致性。（16）奥贝尔以雅典流传下来的大量演说词为基础，考察了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之间的关系，指出“强调其演说能力与建议职能之类描述性话语的流行，暗示公共演说乃他们（即雅典政治领袖）领导角色的一个主要方面……称呼雅典政治积极分子的术语显示，直接的公共交流是雅典领袖（rhetor）希望行使权力、权威或者发挥影响的主要方面”。（17）他们的看法在中国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郭小凌有关雅典民主的论述并未把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的雅典民主视为极端民主，而是肯定了演说家在公民大会中的作用，指出公民“大会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辩论文明……力求以充足的论据和雄辩的论点感染和说服听众，发言逻辑严密，修辞恰到好处，见不到哗众取宠、言之无物的大话空话”。（18）蒋保在对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决策、意识形态和司法诉讼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就是‘平民领袖’，而同时他们又是演说家，即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建议的人和在公共案件中与对手竞争的人。‘平民领袖’和演说家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雅典政治领袖的称呼，‘平民领袖’强调的是领导特性，演说家强调的是演说特性，他们所指代的是同一类人，即雅典政治领袖。显然，在雅典历史上，无论是梭伦、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还是德摩斯提尼等，他们既是雅典历史上伟大的政治领袖，同时又是著名的演说家”。（19）
    笔者完全赞同芬利等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论证仍嫌不够充分。芬利重点分析的是雅典政治体制与人民领袖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雅典政治领袖特征上的一致，演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主要是学理上的推论，缺少具体深入的资料。奥贝尔的眼光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对此前涉及甚少。蒋保虽然提及伯里克利之前雅典的政治家是演说家的问题，但不曾提供任何证据，仍像芬利一样，停留在学理推测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几乎全部以盛期的雅典民主作为例证，不曾考虑到民主政治之前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情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的关系进行适当的追溯。
    由于奥贝尔和蒋保的论著已经对伯里克利及其以后演说家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过比较充分的讨论，笔者的探讨将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不过笔者还是希望指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虽然在一个时期非常活跃的政治人物可能数量不多，（20）但狄奥多托斯那样偶露峥嵘的人肯定不少。（21）伊索克拉底就指出，专业的演说家有时长篇大论却抓不住要点，而一个名不见经传、平时默默无闻的人反倒有可能发表最恰当的意见。（22）戴维斯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勒石公布的国家法令骤增。而这些法令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提议。（23）根据雅典公民大会的议事规程，这些人显然需要发表演说以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曾经就雅典国是发表过见解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演说家。因此，雅典之所以能产生众多的演说家，是因为有大量中小演说家的存在，成为演说技术提高最雄厚的基础。我们能见到的那些大演说家，只是众多演说家中最拔尖的人物。历史文献证明了我们推测的正确性。色诺芬曾经提到，一个贵族子弟为了成为政治家，在家中努力练习演说技术。（24）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先后发表过演说的雅典人有13个，其中除伯里克利、阿克比阿德斯、尼西阿斯、克里昂等知名人物外，还有狄奥多托斯、希波克拉特斯、德摩斯提尼（雅典将军）、福密俄等不那么知名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大部分演说出自使者、将军或者其他小人物之口。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阐述雅典帝国政策理由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姓名的使者；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出现的雅典人同样也是不知名的使者。（25）这些演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能出自修昔底德的想象和杜撰，不可能完全真实。（26）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修昔底德以及古代希腊的读者相信，使者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当狄开奥波里斯准备干扰公民大会关于战争的讨论时，他所想到的办法是“要求吵闹、来打岔、来痛骂那些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他们只谈别的，不谈和平”。（27）
    必须承认，能够证明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前雅典政治家同时是演说家的资料相当少，不过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地米斯托克利可能是一个非常擅长演说的将军。在希罗多德笔下，他曾经多次舌战希腊众将，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虽然希罗多德不像修昔底德那样对演说有兴趣，但仍然记录了几段。当希腊人准备撤离撒拉米斯前往科林斯地峡时，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演说，使希腊舰队留了下来。在遭到阿德曼托斯攻击时，“地米斯托克利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德曼托斯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200艘满载乘员的舰只，那雅典人就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领土。”（28）关于演说的详情，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但应当是非常有力的，因为海军统帅、斯巴达国王优利比亚德斯以及其他希腊将领终于同意留在撒拉米斯了。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在《历史》中，也出现了不少没有姓名的雅典演说家，他们有的是使者，有的则被笼统地称为雅典人。而他们的演说才能看来并不在地米斯托克利之下，不仅能够把道理阐述清楚，而且能够引经据典，颇有雄辩家的风采。（29）从这些情况看，当时雅典人中具有演说能力者可能不在少数。
    由地米斯托克利上推，我们会看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如克里斯提尼、庇西特拉图和梭伦等人。可惜对于克里斯提尼争取雅典民众的演说，史传无书。但既然他的改革是在得到雅典民众支持下进行的，而且很可能由公民大会通过相关决议，所以，他很可能发表过相关演说。关于庇西特拉图，我们也没有他的演说词，不过亚里士多德提到，为解除雅典公民的武装，他曾经在提修斯庙举行公民大会，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放低，而且“尽量花费时间，发表演说”，同时让自己的属下将公民的武器搜集起来，锁到了提修斯庙中。（30）从这个事实看，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讲可能是经常的事情。梭伦是否可归入演说家存在疑问。公元前4世纪不少雅典人都把梭伦作为民主政治之父，一个优秀的演说家。（31）西塞罗似乎认为，梭伦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32）为鼓动重开争夺撒拉米斯岛的战争，梭伦曾经佯装疯癫，在广场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从而促使雅典人废除了不合理的法律，重开对麦加拉的战争。据说这首诗的标题就是《撒拉米斯》，有100节，估计有一定长度。当然，这些诗歌可能是他事先创作好的，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广场上向公民背诵的，可以认为他是在发表演说。（33）在完成对雅典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后，许多人对梭伦表示不满，他仍然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改革目标和意图。（34）这些当众口述的诗歌可视为诗歌体演说。
    演说术并不是民主派政治家的专长，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不仅擅长演说，而且是真正的煽动家。安提芬在公元前411年推翻民主政治的政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据修昔底德，“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辩才……民主政治恢复之后，设立法庭来审判‘四百人’的行为的时候，安提芬本人被控告，有帮助建立这个政府的罪行，因而受审判，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答辩词是自古到我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辩词。”另一个参与政变、后来成为三十僭主之一的特拉门尼“是一个有辩才、有计划的人”。（35）其他参与公元前411年政变的寡头分子，从修昔底德的行文看，也有善于演讲者，并且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即使是废除民主政治的提议，首先也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通过的。（36）
    上述事实表明，至少自梭伦以来，雅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演说家。演说家的产生与发展，比我们所谓的激进民主要早得多，而演说家也不都是拥护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决策的描述，可以说是关于演说的政治功能的经典表述。在批评雅典人试图改变有关密提林问题的决议时，他借克里昂之口说，雅典人“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作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看见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你们每个人的愿望是自己能够演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次最好的就是利用下面的方法来和那些能够演说的人竞赛。……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37）修昔底德这段话批评的是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就演说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对于梭伦以后的雅典政治，它大体适用。（38）因此，把演说家视为激进民主的产物，进而把演说家称为煽动家或者蛊惑家，宣称他们导致了雅典政治的混乱和衰落，于史无据。如果要到雅典历史上去寻找那些摇唇鼓舌的煽动家，发动公元前411年政变和在斯巴达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三十寡头，可以归入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