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另一个场合，是城邦联盟的大会。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联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中，都存在由加盟各国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事关全同盟的大事，主要是宣战和媾和方面的问题，要在同盟大会上讨论。（91）为说服其他盟友接受自己的建议，代表也需要发表演说。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打算在雅典重树僭主政治。当有关建议被提交给同盟大会时，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了长篇发言，让斯巴达人的计划流产。（92）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的宣战，也经过了同盟代表大会。关于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的代表大会，我们不清楚其具体的组织，但一般认为接近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修昔底德明确提到，“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代表大会也在这地方的神庙中举行。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原来独立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中通过它们的决议。”（93）也就是说，至少在存在初期，同盟需要举行代表大会。此外，在以德尔斐为中心的近邻同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同盟中，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代表大会存在。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可以想像，演说必然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第三个场合，是不同城邦临时召开的大会。公元前425年，西西里的城邦为防止外来干涉，召开了全岛城邦的大会。据修昔底德，“在西西里，首先是卡马林那人和机拉人商定了一个休战和约。后来其他西西里各城邦的代表们都在机拉集合，讨论各城邦是否可以和解的问题。代表们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处理的各项问题，都提出了他们的控诉和要求。”（94）最后是叙拉古人的发言得到通过。不过，在整个古典时代，希腊人这样召开的会议为数不多，至少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波战争期间，参与抵抗波斯的希腊同盟经常开会商讨对策。从希罗多德的记载看，出兵腾皮和温泉关、在萨拉米斯与波斯决战，都经过同盟大会的讨论。（95）甚至到希腊化时代后期，希腊人仍保存了举行全体大会讨论问题的习惯。（96）虽然到那时候，希腊人即使面对罗马这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也已经不可能联合起来了。
    口述社会与演说行世
    上述事实表明，城邦的政治体制和邦际交往的需要是演说在希腊得以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不过，在古代世界，演说并不是纯粹的希腊现象。希腊的近邻罗马的演说也相当发达，西塞罗、恺撒无疑是鼎鼎大名的演说家。虽然其中有希腊人影响罗马人的因素，但根据西塞罗的论述，在罗马与希腊大规模接触之前，罗马的演说已经产生。“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研究其他各种学科也从来没有像研究演说术那样认真。确实的，在确立了对各个民族的统治权，长时期的和平保证了安宁之后，几乎没有哪一个渴望获得荣誉的青年不认为应该以巨大的热情研究演说术。”（97）而在西塞罗《论演说家》中出现的那些讨论演说性质与技术的人物，有些并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98）作为一个城邦，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包含着许多民主成分。到共和国后期，民主成分甚至占优势。（99）因此，演说在罗马共和国的流行，也许可以为希腊城邦的情况提供某些辅助证据。但从塔西佗的记载看，帝国时代，罗马的演说传统继续保持，上至皇帝，下到元老，掌握演说技术的大有人在。（100）
    古代希腊罗马究竟还只是个口述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希腊，书面文献发挥着相当大作用。各种不同类型铭文的传世、官方和私人文书的流传、陶片放逐法的实行、成文法典的颁布以及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涂鸦，暗示整个希腊世界的普通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识字率。但是古希腊人在利用书面文献方面存在多种限制。由于缺乏印刷技术，所有的文献，要么是刻在石头和金属上，要么抄写在莎草纸上（羊皮纸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的发明）。前者耗时而费力，一般来说是国家法令、私人墓志铭等重要文件。后者的原料来自埃及，价格不菲，非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公元前5世纪，雅典开始有图书出口到黑海地区。（10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雅典已经成为书面文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书籍虽非不为人所知，但仍然稀少，只属于欧里庇德斯那样‘好书’的人物。”（102）此外，对书面文献的利用也存在多种限制，如果雅典人希望查找有关文献，要么去国家档案库，要么到文献所在的现场，要么查找有关书籍。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与此相适应，在从事政治或者诉讼活动时，一般人也没有利用书面文献的习惯。书面文献的稀少及其使用上的限制，也让希腊社会难以变成一个纯粹依赖书面记载的社会。其他文化不那么发展的城邦，在利用文献上的限制更多。
    在这样的社会中，口传文化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以雅典社会而论，它的口传特征贯穿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文学作品大多属于口传性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少有作品写成定本，因此许多作品完全失传。有些作品传了下来，但极不完整，因为极少有人会费心把一篇作品全部背诵下来，并不间断地传给后人，直到它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学校教育、哲学教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口头传授。柏拉图笔下的智者，大多是口头传授自己的知识。苏格拉底出场时，没有一次手中拿着书籍或者书面讲稿，而总是进行口头交谈。在《法律篇》中，有关政体优劣及理想政体的讨论，是在路途中进行的。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口头辩论。从决议在议事会提出，经过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到最后形成决议，几乎都是口头进行。（103）在公民大会上，当需要有人提出建议时，希望发言的人问的是：“有人讲过话没有？”而传令官的回答则是：“有谁要讲话？”（104）只有在正式决议通过后，才会勒石公布。相应地，希腊人对书面证据的态度也表现了口传社会的特征：重口头证据而轻视文本证据。仍以文化水平最高的雅典为例。长期以来，雅典缺少作为官方标准的国家档案馆。有关国家的各种信息，贮存在演说家们的大脑中。所以，苏格拉底考问格劳孔有关雅典国家的财政、防务知识时，是随口提出的。（105）公元前5世纪以前，书面证据甚至不被采信。商人之间签订书面契约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的现象。即使到那时，仍需要口头证人宣誓作保。（106）在法庭诉讼中，证人即使事先写好了讼书，也需要像是临时发表那样现场背诵；而有关的证据，包括引用法律条文，也都不是展示文本，而由秘书口头宣读。
    总体上看，希腊人始终认为，写成书面的东西，最多也就是个记忆的帮手，不能成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记忆手段。（107）于是，演说就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