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家并不都是雅典人
    检阅史籍，我们发现在其他城邦，同样也是演说家在倡导各种政策。我们仍采取追溯的方式，简单罗列非雅典演说家的名单以说明问题。公元前4世纪中期底比斯最著名的军事家厄帕米农达可能就是个有名的演说家。奈波斯说他作为使者，在阿卡地亚人的集会上挫败了雅典使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演说家卡利斯特拉图斯。在斯巴达，他作为使者在盟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攻击斯巴达人的专制，“其演说的感染力就像琉克特拉战役一样动摇了他们（即斯巴达人）的影响。”（39）色诺芬的《远征记》所记录的是公元前4世纪初万名希腊雇佣兵从两河流域北部返回希腊的经历。因为是雇佣兵，成员来自希腊不同地区，最能反映希腊城邦的一般情况。雇佣兵将领中最初有拉西第梦人克利尔库斯、叙拉古人索西斯、阿卡狄亚人阿基亚斯等。如果色诺芬的记载可信，则号称希腊言辞最简洁的斯巴达人克利尔库斯就很有表演和演说天赋，把本不愿追随居鲁士向苏萨进军的雇佣兵说服了。（40）在雇佣兵将领被波斯诱杀、他们重新选举领袖时，不少人发表了演讲，其中既有雅典人色诺芬，还有斯巴达人克里索甫斯、国籍不明的阿波罗尼德斯、斯腾法利亚人阿加西亚、伊利斯人希罗尼穆斯、奥科美纳斯人克里安诺等。（41）这些城邦显然不都实行民主政治，但在色诺芬看来，所有希腊人都具有演说才能。
    在修昔底德笔下，先后发表过不同类型演说的共有55人次，其中雅典人的演说仅占21人次，不足全部演说的40%，也就是说，修昔底德保留下来的演说词，大部分并不出自雅典人之口。和雅典的情况一样，这些演说家中除一部分知名人物如叙拉古人赫尔莫克拉特斯外，相当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姓名，仅有底比斯人、科林斯人、普拉提亚人等非常模糊的称呼。因此，他们可能是一般公民。值得注意的是，向来以拙于言辞著称的斯巴达人，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像在色诺芬笔下一样，非常善于发表演讲。先后出现在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演说家有老成持重的国王阿基达马斯、急于宣战的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老奸巨猾的伯拉西达。伯拉西达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既非国王，亦非监察官或长老，不过是个普通的公民。但他的演说能力可谓一流。在卡尔息狄斯的战斗中，重要城邦如安菲波里斯等，实际上是靠他的花言巧语、而不是武力攻陷的。（42）另外一些城邦如科西拉、米洛斯等的使者与代表，也无不巧舌如簧，演说很具煽动性。确实，修昔底德说过，他所记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是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些是他认为那些人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也就是说，至少部分演说词是他自己杜撰的。（43）但无论这些演说词的真实性如何，修昔底德认为人们会相信，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借这些人之口说出，说明演说在当时确是普遍现象。在希腊人看来，历史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说了什么，其次是弄清人们所说所做的成败之因，“好的建议意味着成功的政策，读者可由此学习。因此，演说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44）流风所及，修昔底德以后的历史学家，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入大量演说词，其中绝大部分是杜撰。演说词的存在，成了希腊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45）连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也让他的剧中人长篇大论，犹如演说家。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元前5世纪那些来到雅典的智者中，绝大多数不是雅典人。希庇亚斯来自伊利斯；高尔吉亚来自西西里；普罗太戈拉来自阿布德拉；阿那克萨哥拉来自克拉佐美尼。（46）柏拉图笔下出现的其他智者，大多也不是雅典公民。虽然他们自己的祖国未必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在雅典主要是教授演说术，而且是政治演说术。高尔吉亚对演说术的定义是：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集团”。（47）由此观之，我们似乎可以说，演说技术，在当时只能是政治演说技术的成熟，最初可能不是在雅典，而是在其他城邦。（48）
    希罗多德以及更早的作家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我们的看法不无道理。在斯巴达人于公元前6世纪末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长篇发言，从本国的历史谈到僭主政治的可恶，要求斯巴达人不要对希腊政治进行革新，不要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其他城邦的代表随后发言，反对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由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大小城邦至少几十个，那么这些人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就国家对外政策发表演讲，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议事演说。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也曾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说服雅典人同意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他在演说中“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是很容易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49）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把他的演说词保留下来，但篇幅应相当长，很有鼓动性，否则他也无法说服此前少有海外作战经验的雅典人同意派兵。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希罗多德仅把特该亚人的演说记录了下来。这篇演说虽然篇幅不大，但从古代的传说，一直说到他们最近的勇敢，以证明他们完全有资格占据阵线的一翼。（50）可以肯定，在希腊联军中，由于经常需要讨论军事和政治战略问题，发表演说是联军会议上的经常现象。
    城邦政治需要演说家
    芬利曾经指出，在分析雅典政治时，有四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它是直接民主；空间的狭小性；公民大会是这一制度的王冠，拥有做出决议的权力；公民大会是几千人的露天集会，其心理和行动原则都与近代的内阁或者代议制议会不同。此外，政治家缺少现代意义的政党的支持，其主张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他能否通过演说取得足够的支持。（51）芬利主要是从雅典的情况立论。但在我们看来，他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整个希腊世界。空间的狭小性乃公认事实，可置而不论。
    首先，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实行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个别地区，如中希腊的比奥提亚、希腊化时代的埃托利亚和阿凯亚同盟中，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那样的超城邦联合中，也有某些代议制的因子。（52）但总体上说，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是直接参与式的，即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和民主性。由于斯巴达历来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和领袖，因此我们以斯巴达为例，说明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以及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