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具有相当权威，（76）其议事程序和雅典并无不同。它同样由主持会议者事先提出问题，然后相关人士发表演说，提出各种不同方案，最后由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432年决定向雅典宣战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斯巴达人好像并无定见，也不曾有任何预先准备好的议案提交。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的代表首先发言，控告雅典的侵略。接着雅典使节发言，阐述雅典建立和维持帝国的理由。随后斯巴达人进行讨论，国王阿基达马斯发言，要求斯巴达人谨慎从事。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简短的发言，鼓吹战争，并且直接把宣战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为明确区分人数的多少，监察官改变了呼声表决的方式，而要斯巴达人分作主张宣战和反对宣战的两部分，“大多数的人认为和约是已经被破坏了。”（77）于是斯巴达人再将同盟国的代表请进会场，宣布他们的决定。
    从以上资料看，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同样是通过会场上的辩论阐述政策，而且即使是向雅典宣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所不同者，可能是在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上，普通公民发言的机会较少，至少历史没有留下斯巴达普通人发表演说的资料。以修昔底德而言，这是他的写作风格使然，因为即使在雅典，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中，他也只让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两个人发言，实际发言的可能要多得多。所以，在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发言的可能也不止国王和监察官。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盟国代表退席后，“他们自己（即斯巴达人）讨论当前的形势。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结论--即雅典既已实行侵略，应当马上宣战。”（78）也就是说，斯巴达人中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虽然多数人主战，但反对战争的人并不是没有，而且这些意见在公民大会上也都得到了表达。只是在经过国王阿基达马斯和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发言后，公民大会才进行表决。在表决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宣战。准此而论，斯巴达人公民大会上的讨论应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这就不难理解，以说话简洁著称的斯巴达人，居然产生了伯拉西达之类的演说家。
    在其他城邦，我们也看到公民大会就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做出决议。当伯拉西达进攻卡尔息狄斯各邦时，阿坎修斯等城邦之所以倒向斯巴达一边，斯巴达的武力固然起了作用，伯拉西达的演讲对公民大会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对待斯巴达人问题上，阿坎修斯人明显分成两派，最后阿坎修斯人“允许伯拉西达进城，出席公民大会”。（79）伯拉西达演讲完毕后，“阿坎修斯人经过双方面发言讨论之后，举行秘密投票。一部分因为他们受了伯拉西达演说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他们担心他们郊外的果实，大部分人都赞成叛离雅典。”（80）在安菲波里斯，只有在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接受斯巴达人时，城邦才和伯拉西达签订了协议。（81）
    希腊城邦政治上的这种特性，在它们发布的铭文上有所表现。罗德斯在研究过希腊城邦公布的国家法令后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公民大会一般是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机关（也许在雅典那样的城邦中，要服从法庭的权力，如果它裁定一个决议非法）。”（82）从希腊国家发布的这些命令看，大多数城邦的公民大会有定期集会的制度，虽然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在不同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城邦为鼓励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实行了给出席者以津贴的制度。议事会提交给公民大会的法令草案，有些显然是在公民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后才通过的，一部分法令明显经过重要的修正。（83）这表明，雅典之外希腊城邦的民主程度，可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得多。
    城邦的集体参与制度、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和议事机制，决定了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所有问题，势必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讨论，然后再提交给公民大会，所以，政治家几乎必然同时是演说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典范，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威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希腊城邦，每月举行一次公民大会是惯例。有些城邦可能为四次，最少者，每年也有两次。（84）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涉及公开辩论。一个希望获得影响或者保持影响的政治家，必须不断发表演说。当有关问题被提交到公民大会后，他必须走上前来，提出恰当的建议，努力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议案。由于无论问题大小，当天必须做出决定，所以要求政治家不能有任何犹豫，必须当时做出反应。同时，在一个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集会上，他的演说还需要有充分的吸引力。否则，他可能当场被反对派或者公民轰下台来。（85）在荷马社会那样原始的或者主要由贵族控制的城邦中，虽然人民大会没有正式的辩论，演说者也很少向人民呼吁和寻求支持，甚至没有正式的表决，但“与会的民众能够即使不是表达意见，但至少可以对贵族们提出的观点做出反应；在选择支持两者之一的同时，他们可以改变国王的决定，或甚至反对这些决定”。（86）所以，希腊城邦的政治家，不仅必然是演说家，而且是反应迅速的演说家。（87）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德摩斯提尼为提升自己的演说能力，面对咆哮的大海练习演说。同样，在法庭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把自己的意见用口头演说表达出来。于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我们看到那个希望学习的老者说，“我要学习说话。”（88）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都需要演说的技术。（89）
    在希腊人的邦际交往中，演说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技术。首先，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不是个别官员或者机构决定、而由公民大会表决。因此，使者面对的是有关城邦的公民大会。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和科西拉的使者为争取雅典的支持，先后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在斯巴达人决定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公民大会上，雅典、科林斯等邦的使者，纷纷向斯巴达人阐述政策，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拙于言辞的斯巴达人，为向雅典求和，也不能不向雅典公民大会提出自己的主张。（90）由于希腊诸邦之间的敌友关系变更频繁，在相关国家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机会也相当多。可惜除修昔底德外，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此类演说数量不大。